从陈可辛电影甜蜜蜜看香港的身份认同.docVIP

“我城”的失落与寻找 ——从陈可辛电影《甜蜜蜜》看香港的身份认同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2008级汉语言（高级涉外文秘）《金枝玉叶》美国《时代》周刊1997年度十大佳片第二名……观众产生思考：飘着的人，他们从哪来？到哪去？ 一、去香港筑梦 李翘如是说：“在香港只要拼命地去看，什么都行”。这种心态绝不是她的个人看法，而是“常识”。在50年代后的每个时期，都会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抱着对香港的成功梦趋之若鹜涌入香港，所有人都以为它自由开放，机会遍地。而实际上，它是的。到80年代，英国占领香港岛已经40多年，殖民的一整套体制已经严丝合缝地与香港社会相拼接，内外的经济优势使得香港的经济在50、60年代就已腾飞。主导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也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主张所劳即所得的分配观念使得很多人有了奋斗的动力和机会。 而李翘，也带着发财的幻想到了香港，她以为广东毗邻港澳，语言相通，因此在心理上有了凌驾于其他新移民的优越感。当黎小军叫她同志时，她的反应是： ——同志你个头，我是从广州来的。我们说的是广东话，看得是香港录像带，喝的是维他奶，我们那么接近香港。 李翘以为逾越了语言的鸿沟和凭借地理的优势就走近了香港，她在十字路口冷冰冰地向黎小军分袂决裂，“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我”，放弃了爱情而选择了经济的诱惑，可她多年以后，她发现她还是一如从前在香港“漂泊”，心无安处，成为“离散人”。事实上，经济与文化文明的双高度使80年代的香港人对自己的“香港人”身份相当自豪，却对中国大陆表现出明显的距离感甚至是蔑视。他们并不对广东人特殊对待，大陆人就是大陆人。讲粤语英语似乎就高人一等，唱革命歌曲《我是一个兵》、《东方红》、听邓丽君就是土包子，自行车已经不算车……来到香港的大陆人慢慢领会了这些香港的“时尚”。 二、与香港的距离那么近，那么远 而当我们追溯起香港的社会历史构成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移民化的社会，而且在二战后大量涌入香港逃难的中国内地人恰恰组成现代香港的核心人口。 从这一点看，在此之后在香港出生和长大成为当时社会顶梁柱的一辈人多半祖辈就是中国大陆的某地生人、香港多年前的旧移民，但到他们这一代早已将其久远的大陆人痕迹抹得一干二净，然后他们会用本地人的姿态刁难新一批的大陆来者。这未免有点忘本的意味。 ——其实香港人很多人都是大陆过来的，他们的爸爸爷爷还不是表叔。 正因为这样的根脚不稳，香港本地人都难准确地定位港岛的位置，外来新移民更是无从融入这个城市。事实上，身份认同在香港史上出现了数次的断代。历史演进，时局更迭，每一代香港人都在不断地认证新的身份。 40、50年代，香港人对自己定位的标签还是中国人，直到60、70年代，中国与香港的政治文化关系淡化，双方分立与冷战时期的对立面，而此时香港经济腾飞，加上此前英国殖民政府对文化的控制无力，使得香港人处在相对独立自由的大环境，慢慢形成鲜明的经济性格，孕育出明确的本位意识。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在50年代随父母迁往香港，后来他在《我这一代香港人》回忆了香港给他的怀抱以及他对香港的认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就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带点恐怖、大致上受隔离的陌生邻区，而我们也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每天仇大苦深想着香港是个殖民地，我们只是平凡的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我们的城市在这一代起，香港人以大陆新移民作为“他者”，以优等自居，身份界限就此划定。 还记得刚开始黎小军前往姑姑住处时，开门的阿伯对他的定位么——“北佬”，甚至还附加一句：你招妓啊？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消极观感可见一斑。 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黎小军被李翘占便宜无奈之余还甘之如饴：“我担心我要是不给你占便宜，你就不来找我，那我就连在香港唯一的朋友都没有了。”如此孤单，隐形地昭示被排挤，找不到同城人的认同，找到一根稍有共鸣的稻草便会紧紧抓住。 在80年代， 面对“九七大限”，香港人又一次陷入对自身前景的迷茫，失去了对“我城”的信心。海外移民成为一种消极面对时局的形式，这其中也包括了40年代以后移入的那批大陆旧移民。 三、寻找根脉，再造香港 陈可辛最初构思的母题是“一男一女的漂泊”，这个概念源于他本人的经历——他12岁随家搬到泰国，18岁赴美研读电影理论，21岁返港，漂泊多了，他才感觉他比长期住在香港的人更爱香港，把自己连根拔起重新值到在完全不同温度、湿度、酸碱度的土壤上是会有切肤之痛的。1993年时，他就萌生了导一部在这个心理基础上讲述华人离散的戏，就在这个戏的剧本的创作过程中，传来了邓丽君的讣闻。90年代时香港人的中国本体意识已经慢慢复苏，而邓丽君作为时代的共同的记忆香消玉殒，激起了一代人的沉重追念，诸如此类的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典型事件的萌发赋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