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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型安乐死合法性浅析 　　摘 要 二十世纪以来围绕安乐死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歇，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这种争论也愈演愈烈。因为安乐死涉及了太多的法学领域，比如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法理学等，所以如果没有经过深入的探讨是很难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结论的。本文欲从不同角度对安乐死进行一些分析，在汲取国内外理论的基础上，对安乐死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见解 关键词 安乐死 宪法 死亡权 故意杀人罪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0.131 生存与死亡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如果说生命之花璀璨绚丽，那么，死亡就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凄凉之果。中国西汉时期思想家杨雄也说过：“有生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而这也正是安乐死的产生之源 一、消极型安乐死的界定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英文是ethanasia，该词源于希腊语Eu和Thanatos，目前通常解释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而为了更加好地揭示安乐死的外延，还应明确安乐死和其他一些概念间的关系 1.安乐死与自杀。自杀一般解释为，主体故意采取一定手段结束自己生命。但安乐死与自杀是有区别的。从社会学角度讲，自杀的动机往往是非正当原因而采取的损害自身生命的行为，而安乐死则是出于为结束疾病给自身带来的巨大痛苦而实行的一定的行为，在动机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安乐死在本质上不同于自杀，因而不应该以自杀的理论来研究安乐死 2.安乐死与他杀。他杀是结束他人生命的行为，但是，安乐死是采取一定手段让病人安乐地死去。安乐死是一种目前性质尚有争议的行为，而他杀行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从主观方面来看，医生为患者施行“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其目的是为了解除患者的痛苦。 另外，如果依病人的意愿不以积极的方式给予治疗，而以消极的方式造成其死亡的，这种情况是否属于他杀？笔者认为，如果病人的病情已确认无法治疗，并且已得到病人本人的同意，那么这种终止治疗的行为就不是他杀，而属于病人的自然死亡，因为即使在治疗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二）消极安乐死的定义 所谓消极型安乐死又被称为不作为安乐死，是医生在不采取任何的治疗措施，或仅采取其它非直接治疗疾病的措施致使病人自然死亡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是医生以及患者本人对有关情况是有明确认识的。这种分类是根据医务人员的客观行为情况划分的 与之相反的积极安乐死又被称为作为型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一定积极手段来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 二、积极型安乐死争议的核心问题 （一）在死亡权上的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96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里讲的生命健康权实际上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的总称。 而生命权是否应包含死亡权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部分法学家认为一旦赋予了人死亡的权利就等于肯定了人的自杀行为，也就为安乐死的合法化提供了有力支持，这将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对此，笔者表示认同 （二）在宪法上的问题 我国《宪法》第二章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明确规定，人的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从宪法价值体系上看，积极作为型安乐死是无法获得合法性基础的。因为它不符合宪法基本价值体系与目标，理由如下： 1.现代宪法是以个体权利保护为要旨，保障生命权，是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国家仍保留死刑制度，并规定生命权的相对性，但在宪法价值体系上死刑制度本身是没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生命权本质上是具有绝对性的 2.死亡权不具有基本权利特征。作为一种主观性个人权利，基本权利首先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其对抗的典型客体是国家权力，从这种意义上讲，自然人就不应该不具有自杀的法律权利和安乐死的权利 3.安乐死目前无法获得宪法的文本支持。在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中，多数国家没有直接规定生命权，但这并不是对生命权的漠视。实际上，生命价值理念已经融入到个体生活之中，通过宪法解释可以寻求到生命权的文本依据。在我国，宪法形成与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是在缺乏生命权文化背景下进行法律建设的，更需要特别强调以个体为基础的生命权价值 （三）积极型安乐死的刑法问题 安乐死在刑法上的主要争议在于安乐死是否触犯了杀人罪或伤害罪上，根据刑法分则关于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的规定，积极安乐死已经具备了其构成要件，至于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则应该做出具体分析。分析如下： 1.对于消极安乐死的情况，如果在无相关过失的情况下，如果在病人救治无望、且符合相关标准下主动提出放弃治疗导致死亡，则应考虑是否应当免除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