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心的词学理论与创作.doc

王柏心的词学理论与创作 　　在19世纪的中叶，湖北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大文学家，他就是王柏心 王柏心（1799―1873年），字子寿，亦字坚木、冬寿，号螺洲、?P叟，又号筠方、筠亭，监利螺山（今湖北省洪湖市白螺镇）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因不满时政，辞官归里，主讲荆南书院数十年，桃李满天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短期进入湖广总督张亮基、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府，为他们出谋划策，并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领袖及主要将领有着广泛的联系。其勤奋嗜学，广涉经史，肆力于诗古文辞；且博闻强识，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以其道德文章独步江汉五十余年”[1]，被时人称之为“楚北大儒” 王柏心不仅是一位大文学家，还是一位名词人。尽管他留存至今的词作并不多，总共只有43首，但其词却能自成一家，别具特色；而且，无论是其词作，还是其词学理论，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词坛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王柏心词的创作除少数作品是中、后期之外，主要集中在其早期，曾汇为一卷，计30首，名《子寿词》（又名《秋词》），被好友、贵州遵义唐树义收入道光十五年（1835）《楚四家词》[2]刻本。此后，王柏心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创作诗文，词的创作则很少。在词的创作过程中，王柏心认真思考，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词学思想和词学理论。概括起来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词体的新认识。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自其产生之日起，便给传统士人形成了一种“诗庄词媚”的思维定势。随着词的不断创作发展，时至近代中叶，越来越多的词人对词体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不能再将词看成是题材的闺情、艳情化倾向突出，情感淫靡，色彩艳丽的“艳科”，而应该不断吸取诗歌创作的经验，使词体逐渐向诗化发展，做到题材庄雅，情感庄重，在节奏和韵律上亦不必有诸多限定，在创作方法上亦应当像诗歌一样抒写怀抱和吟咏情志。王柏心在为好友刘淳《云中集》所写的序言中曾说：“世之工此者，谐声应节，回翔雅步而已，其极至于鼓宫宫动，鼓商商动而止耳。其喜也，不知何以喜；其忧也，不知何以忧倜。”这就指出了世间作词者的通病――拘泥声律，缺少真实而丰富的思想情感。随后，王柏心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即“乘吾气之所至，肖吾情之所赴，抑之不能也。”[3]并在为好友夏成业的《研雨轩词》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填词虽文艺之一体，然与风雅乐章相出入，其深婉挚厚者，可以宣忠孝之怀，见性情之正，非才性具而加以嗜好之笃者，不能至是。”[4]很明显，王柏心是主张词体诗化的。他明确主张创作词时，要“乘吾气之所至，肖吾情之所赴”，而不能过分拘泥于节奏与音律。这就是说，词人所创作的词，要以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为出发点和归宿 其二，对词的题材内容的拓展。众所周知，在词的早期创作中，取材主要集中在艳情、闺情、写景、离愁、别绪等范畴。自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在清代的早、中期，由于受词体诗化观点的影响，词的创作题材大大丰富，传统的艳情、闺情、写景、离愁、别绪等题材所占比重越来越少。王柏心在给好友陶?拧逗於故鞴荽省匪?写的序言中就指出：“词之始兴，大抵流连风月，泛咏皋壤，感物而动，其绪无端，以凭虚为奇，以超旷灵澹为宗。至子瞻、幼安辈为之，泛滥于子史，驰骋议论，其体一变，然特以发摅其壮气雄心而已。未有综贯生平，标举志行，若年经月纬，粲然可睹指者也。”在这里，王柏心指出了词的传统题材存在的局限性――缺少“标举志行”“义兼纪事”“粲然可睹指者”的作品。在王氏看来，那些在诗歌中出现的“标举志行”“义兼纪事”“粲然可睹指者”等题材内容，同样可以在词中出现，词本来就应该与诗并驾齐驱。他还强调说：“今读《红豆树馆词》，包含宏大，直举胸情，然后知此境正自无穷，人特未能穷其所至耳。集中他美，诸公论之详矣。余以为自有倚声以来，兼众长而扩其境之所未至者，独于兹集见之。”王柏心非常肯定好友词作的“包含宏大”与“直举胸情”。这里所谓的“包含宏大”，就是指词的内容要广泛而丰富；所谓的“直举胸情”，就是指作词要直抒胸臆 王柏心的上述词学理论观点，不仅是对前人词学理论观点的总结和发扬，而且成为晚清周济、朱祖谋、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著名词人关于推尊词体，讲究词的比兴寄托，提倡词的“重”（指词的品格和气格）、“拙”（指纯真朴素）、“大”（指题材扩大），主张“诗有史，词亦有史”等观点的先导 如果我们认真研读王柏心的词作，就不难看出，他的创作正好体现了自己的词学理论和观点。他正是在广采博纳前辈词人创作长处以为己用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豪放与婉约兼具的风格的。他的词作绝大多数是写景、咏物的抒怀之作。其所写之景如秋色、秋山、秋水、秋云、秋烟、秋雨、秋塞、秋声、秋草、芦花等，其所咏之物如秋雁、秋燕、秋萤、秋蝶、秋花、秋叶、秋柳、秋荷、秋桐、秋蕉等，都能将它们置于“秋”的背景之中，使其塑造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