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淇澳岛旅游资源调查与开发.doc

珠海淇澳岛旅游资源调查与开发 　　摘 要：根据在珠海市淇澳岛的田野调查，对淇澳岛上新老“八景”及其他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分析并实地拍照、分类，详解旅游资源的变化和原因。从旅游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淇澳岛的旅游资源，并以近期“申遗”成功的日本端岛的案例为导向，为淇澳岛的旅游开发提出建议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文化资本；旅游资源；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148-05 2015年7月至8月，笔者在广东省珠海市香山区淇澳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暑期田野调查。其间对淇澳岛这个由于“港珠澳大桥”的计划而进入人们视野的小岛的兴衰始末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笔者选取的主题是淇澳岛的旅游资源调查和开发。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找到了淇澳诗人自己书写的“淇澳八景”诗，进而从新老“八景”的现状、变化和背后的故事入手，走遍了淇澳岛的每一个山头、每一处海滩，对“八景”和其他旅游资源进行了详细调查，系统地整理和分类出淇澳岛的旅游资源，并试图从日本端岛的开发模式中得到对淇澳岛旅游发展的启发 一、文化资本与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与联系 根据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理论，文化资本的“大多数特征可以从事实中推断出来，即文化资本在其基本的状态中是与身体相联系的，并预先设定了某种实体性、具体性。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处于某种具体状态之中的，即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1]。即说明文化资本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积累而成的，而且是附着在社会各种具体的形态中，如教育、遗产、书籍、工具、图片等等。文化资本的获取并没有像其他资本一般有社会阶层或者群体的限制，因为文化资本的获取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随着民族记忆、历史认同同步形成，烙印在个人和群体的性格和记忆中，并且具有继承性。在旅游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诸如山水、碑刻、文化遗产、考古遗址、纪念馆等等，在其物质方面是可以传递的。“在这一点上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与具体化的资本一样，都是从属于相同的传递法则的。”[1]将淇澳岛的沙滩、山林、故居、纪念馆、宗祠等物化为文化资本，或许更容易理解淇澳本地人对于景致遭到破坏的痛心疾首，以及对于自身历史和宗教的自豪感。因此在调查中，笔者时刻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作为首要的原则，观察这些资本是否被传承，如何被传承，以及拥有它们的人所持有的态度 现代旅游存在着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旅游的研究，人类学界已经有许多学者做出了自己的成就，但大多数的旅游研究中，都集中在对于旅游目的地“社会外部的、可视的、物化的、政策的、行政的、操作的等方面，鲜见对东道主地方社会的内部动力，包括地方文化系统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旅游的承受力，小族群社会结构在旅游冲击下受摧残的程度预估，地方民众在心理上接受游客的态度等方面的研究”[2]。法国学者纳什（Nash，1977）在《前工业社会中的旅行》一文中将现代旅游称之为“帝国主义行为”。人类学对于旅游的研究，“是为了描述旅游在不同情况下的客观表现，包括通过比较的方法解释旅游行为的原因和结果。”除此之外，它还要“从人类学的角度尽可能了解旅游作为社会行为的表现特征，尽最大可能地去理解和分析人类在旅游情境中的行为”[3]。无论在哪一领域的人类学研究，归根结底，人类学家最为关注的还是社会群体的文化表现和社会行为。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除了采用传统的田野方法如同访谈、观察等外，人类学家还需要对一个族群的物质形态，包括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工具、民居、器物、服饰等都应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认识，进而通过这些自然与物质的存在和变化去描述和记录某一民族、族群、社区的文化形貌，在此基础上去寻找特定人群的精神活动，包括认知、信仰、精神、心理等活动[2]。这一观点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认识和传递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旅游资源是一种文化资本，体现在其社会化和客观化的物象中，可以被感知、传递 旅游人类学关注的重点，在史密斯（Smith，2001）看来，有四个“H”：旅游景区（Habitat）、历史（History）、遗产（Heritage）和工艺品（Handcrafts）。这四个关键词可以对旅游的各个方面产生作用和影响，比如旅游资源与实际承受能力的关系；旅游活动所带来的发展机会以及这些机会使得东道主社会发生的变化；因为旅游活动产生的潜在的文化冲突等等。这四个“H”的确是旅游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时刻铭记的四大要素 二、淇澳岛旅游资源介绍 淇澳岛，因下大雨时，岛屿有很多湾，宋名“奇独澳”，清末改“奇”为“淇”，并去“独”字，而成“淇澳”。淇澳岛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海域，地理位置为北纬22°25，东经113°38，距大陆约1公里，岸线长24公里，陆域面积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