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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与中国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慈善法》与中国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语]《慈善法》实施在即,如何认识、理解和评价《慈善法》?我们邀请了四位学者,分别从各自关注的角度对《慈善法》进行解读。虽然角度各异,但殊途同归。从价值理念的层面来讲,《慈善法》体现了对公益的包容和追求;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讲,《慈善法》奠定了新的管理体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慈善活动的规范和促进措施的设计,完善了慈善发展的市场环境和激励机制,让我们对立法目标的实现和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充满了希望,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要:慈善是一种自愿行为,捐赠者、慈善组织和政府三个慈善供给主体的建构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法制是慈善市场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动力生成的保证。中国慈善事业非均衡、非典型的发展模式存在捐赠水平不高,摊派性募捐和投机性捐赠比较普遍,政府对慈善组织选择性激励,慈善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制建设滞后造成的。《慈善法》通过对慈善行为、慈善活动及慈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规范、激励、监督和调节,优化了慈善事业的管理体制,培育了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国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慈善法》;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慈善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2.18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010-006
今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立法。它对慈善行为、慈善活动及慈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规范、激励、监督和调节,是中国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律保证
一、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慈善事业是有组织、制度化慈善活动的总称,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但对慈善事业的分析应从微观的慈善行为和慈善活动入手,这也是慈善立法的逻辑起点
社会捐赠是开展慈善活动的经济基础。我们可以用“可持续捐赠收入”(1)来评估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捐赠收入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慈善供给主体的意愿和行为。慈善供给主体大致可划分为三类:捐赠者、慈善组织和政府。其中个体捐赠者是最重要的慈善供给主体,在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美国,个人捐赠占总捐赠额的80%左右;慈善组织既是捐赠的接收者,又是慈善资金和慈善资源的经营管理者,相对于慈善客体而言,慈善组织是当然的供给主体;政府可以直接提供资助,但政府更重要的工作是规范和影响其他慈善供给主体的行为,保证慈善事业发展的有序性,而且政府的这种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捐赠者是否愿意捐赠有两个考量,一是捐赠的价格,它随税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一个人的边际税率是30%,他捐1块钱的价格就是0.7元;如果边际税率是15%,他捐1块钱的价格就是0.85元。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捐赠价格越低,捐赠也会越多。二是捐赠带来的收益,这里讲的收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人的收益,主要是个人效用的满足(2);另一种是公共收益,也就是公共利益的实现。基于前者的最优捐赠水平取决于个人,在后一种情况中,由于有“搭便车”(free-rider)的心理和“搭便车”的情况发生,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往往少于最优水平。在西方文献中,大多数学者借助经典的慈善捐赠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个人捐赠的动机往往是出于私利。(3)但是这一结论与有关捐赠动机的调查结果相左。接受调查的大多数捐赠者声称,他们捐赠更多的是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关于实证与经验之间的差异,有学者解释为捐赠模型的误导。经典的捐赠模型假定,人们在收入范围内做捐赠选择时是自由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假定上,它与捐赠者所处的真实环境并不相符。捐赠者在做决定时,对社会规范和规则、社会成员的互动程度、捐赠收益、慈善组织的品质和其他捐赠者的状况等比较敏感,不至于出现一个人增加捐赠会减少其他人捐赠的情况。[1]
因此,捐赠者在捐赠时会作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但这不是一个标准的成本效益的决策模型,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成本和收益是分离的,甚至有时捐赠者不考虑成本。无论是成本效益的理性决策还是成本收益的分离,从本质上讲,慈善捐赠都是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支撑和维系,这种动力的生成来自三个供给主体自身的建构和相互影响
首先是捐赠者慈善意识和慈善自觉的培养。如果仅仅以为人性善的本性就能达此目的,那就太乐观了。慈善意识和慈善自觉是一个从精神和气质上养成的过程,是深入骨髓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它需要经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以主流价值观或宗教精神为引导,加上文化的积淀与熏陶,方能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其次是外部力量的动力输送,主要是政府和慈善组织对捐赠者的诱导、激励和影响。就慈善组织而言,就是要加强慈善组织的自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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