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将写下你们的名字”.docVIP

“中国音乐史将写下你们的名字” 中国音乐史将写下你们的名字 很小的时候，翁持更经常去隔壁的剧团里看人排练，吱吱扭扭的二胡声总能令他入迷。他的父亲很喜欢拉胡琴，看到儿子也对音乐喜欢，就让他跟着剧团里的老师学习二胡。上小学的时候，翁持更的二胡技艺派上了用场，被宣传队吸收，拉二胡，演样板戏。上了中学后，他又学习了小提琴。 　　1976年，翁持更考上了福建省艺校，一方面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另一方面，在那个特殊时期，去艺校也可以躲避上山下乡。在艺校除了继续学习二胡以外，由于乐队的需要，就让有小提琴基础的他又学习中提琴。学校里没有中提琴老师，他就到外面的五七音训班去学习。 　　20岁那年，翁持更艺校毕业，到福建省歌舞团做演奏员。在20世纪80年代，作品匮乏的时期，很多歌曲没有配器，像《我的太阳》、《重归苏莲托》等意大利、苏联歌曲只有录音和钢琴谱，翁持更就对照着录音和钢琴谱扒谱子，配成乐队总谱。他一边拉琴、一边写配器、一边到艺校的大专作曲班听课，逐渐对作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曲产生了兴趣。 　　真正让他想走进作曲领域，是缘于参加1981年何占豪先生在福建办的短期作曲班。翁持更听完以后很激动，当即就跟何先生说想学作曲，在何先生的建议下，他重新学习了和声。那段时间，他看到剧团里派人到上海、北京学习，自己也心急想去，无奈团长说：你还小，要轮的。你不如去上大学算了。 　　年纪轻轻却志气高远的翁持更一跺脚辞掉了工作，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当时报名门槛低，只要5毛钱报名费和一封介绍信即可，许多人胆子大，喜欢作曲，没学过也报了名。100多人中，经过两轮考试、面试下来，只剩下七八个人了；语文、英语、政治三门文化课考试后，最终录取了五六人，翁持更就是其中之一。 　　时任院长的贺绿汀先生在开学典礼时说：上海音乐学院是现代音乐教育的摇篮，因此，同学们要记住自己的使命，中国音乐史将写下你们的名字！这样深沉的叮嘱和寄托，是翁持更和那个充满理想的年代不可磨灭的记忆。可以说，在上音的这段时间（1983-1988年），树立了翁持更艺术之路的宏大视野。 　　因材施教，吃好头口奶 　　这样的理想，除了诞生在一个崭新的时期下，还归功于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教育模式。 　　8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干部进修班和少数民族班共有学生300-400人，教师及职工约600-800人。教师多、学生少，加之小班化的教学模式使得师生之间关系非常亲密、友好，院长几乎认识所有的学生。 　　油印谱子和课堂笔记记录着和声、视唱练耳、配器、曲式、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民族器乐理论、民族音乐概论等50多门课。陈铭志、刘福安、陈钢、何占豪、杨立青、赵晓生、叶纯之等大师级的人物任教本科生。用翁持更的话说头口奶吃好了，后面的路子不会歪。他回忆起来仍然觉得，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重视本科生教育的理念非常好。在一开始就为学生树立了宏大的视野、牢固的根基和高要求。 　　我一直觉得艺术教育是因材施教，学生太多学不好。包括理论、传统、演奏等学科都是一样的。拿作曲来说，有的人可能歌曲写的很好，如果一定要他写无调性的就不合适；有的人对写歌曲兴趣不大，但对乐器色彩、想象力好，无论怎样，只要抓住个人的特点，都能人尽其才。翁持更说。 　　老师的指引，是学生认识自己特点的关键。翁持更回忆，以前每周的作曲基础课都有改题时间，一对一的教学，在改题时老师就会发现你的问题，哪里做错了？原因是什么？抓住根本，进步就很快。不夸张地说，当年围在本科生边上的老师可能比现在研究生边上的老师还要多，老师贯穿学生学习的整个过程。 　　那时，上音还非常注重传统音乐的学习，曲艺课、民歌课、民族器乐课，有的请民间艺人亲自来教。带学生去各地采风，收集了很多民间音乐资料。同时，西方讲座、唱片、音乐会也陆续多起来，学校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 　　创作领域众多，第一部完整民乐《梦游天姥》广受好评 　　80年代末期，翁持更快毕业的时候，中国大陆正刮着一阵流行音乐风。他也一度对流行音乐很感兴趣，想去做音乐制作人。叶纯之老师介绍他去中国音乐学院当和声老师，他假装没听见，不想去，一门心思想当音乐制作人。1988年，他如愿以偿地在浙江音像出版社当了音乐制作人，为周冰倩等歌星录过专辑。可是做了两三年，他发现流行音乐的市场总是以营利为中心，做翻唱的东西。不能按着自己的想法做音乐，翁持更觉得没意思。 　　恰逢浙江歌舞总团要排一个舞剧，到上海去请作曲家写，音乐学院的老师们说：阿更呢？阿更跑哪里去了？叫他去写。出版社的社长也对他说：你还是去当你的作曲家吧，你基础不错，用不着两年，你就是浙江省最好的作曲家了。翁持更抓住了那次机会，为浙江歌舞总团写了大型舞蹈诗《乾坤四令》，非常成功。第二年他调入浙江歌舞总团（现浙江歌舞剧院）任专职作曲，并先后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