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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业苦于寻找新畅销药：找到方法了吗？ 很早以前，制药业就已将其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和市场营销的大部分工作外包出去。但是属于业务核心部分的研发工作基本未被触及。当其它部门的规模大幅缩减的同时，内部研发人员仍在一如既往地工作，潜心于他们的科学研究和研发数据，力求开发出下一种力普妥或百忧解(Prozac)。 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 在未来四年里，制药行业将有1300亿美元的专利产品到期，管理层再也不能依赖单一的药品(比如力普妥)来推动收入。相反地，他们正在努力增加药物品种，希望能以少于8亿多美元的成本来开发产品，这个数字通常被认为是将新药推向市场所需的代价。 “我们认识到，目前的商业模式产生的回报率比以前要低，”毕马威费城制药行业实践主任兼咨询部门负责人大卫·布隆伯格（David Blumberg）说道。公司正在加紧进行小规模收购和许可证授权交易、增加研发工作的外包、以及立项开发所谓的‘孤儿药品’- 为数量相对较少的病人提供帮助的产品。 据旧金山投资公司美国博乐公司（Burrill Co.）的统计，2009年，生物科技行业融资558亿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比2008年增加了86%。许可证授权交易 – 制药公司出钱买下对另一家公司开发的某种复方的营销权 – 是上述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该行业就集中签署了好几项合作协议。12月，制药巨头辉瑞与以色列Protalix公司签署了一项新的药物开发协议，Protalix公司的药物是针对一种非常罕见的基因酶缺乏症 - 戈谢病的（Gaucher’s disease）治疗药物。根据协议，辉瑞向Protalix公司首先支付6000万美元并获得其药物的全球许可权。这一消息引起了整个行业的关注，因为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制药商正在考虑的候选药物瞄准的是数千人的市场，而不象在以前“畅销药”经营模式下，瞄准的是数百万人的市场。 今年1月，瑞士制药商罗氏集团（Roche）将其部分药物发现工作外包给比利时生物科技公司Galapagos。根据外包协议，Galapagos将获得5亿7300万美元用于发现技术并研发出治疗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的药物。当时，Galapagos的首席执行官Onno van de Stolpe对投资者表示，他相信大型制药公司将会提供更多外包工作。“我们处在制药行业的‘甜区’，在发现研究领域，我们可以为制药商提供[他们寻求的]东西，”他说道。 秘密共享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另外还有许多更为大胆的尝试，其中包括礼来公司（Eli Lilly）所做的决策，该公司决定由外部承包商来对前景看好的分子进行测试。在过去十年间，大型制造公司很多时候都是在让外部公司或高校科学家来进行临床试验及开展一些研究。但是，让他们在早期就进行分子筛选意味着与公司共享秘密—对于一贯谨慎的制药业而言，该策略非同寻常。 无独有偶，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决定，让规模较小的生物技术合作伙伴来完成其早期的开发工作，另外还效仿了生物技术风险投资的模式。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科研人员必须向公司高层和外部行业专家提出他们的观点，以获得融资来实施新的研发项目。与此同时，瑞士制药商诺华公司（Novartis AG）也摈弃了旧的商业模式 - 即不再开发用于治疗拥有“大市场”的疾病的药物，例如老年痴呆症或癌症，以便于增加发现能够有效治疗疾病的机会。 这些公司希望通过制订这些新的策略，重新将重点移到科学研究而非市场营销上，并由此再次研发出有效的药物。制药公司似乎是孤注一掷，但是他们也别无选择。“这一切都非同寻常，”布伦伯格（Blumberg）指出，“当外包首先出现在所有行业中时，基本准则之一就是，公司不外包战略和核心业务……而现在这些人却在将研发的重要部分外包出去。” 大型制药公司对研发外包进行的分析，应有别于外包给其它公司的其它职能，比如信息技术，布伦伯格补充道。“其中的风险不同，而且更大。”在旧的研发模式下，单凭一个科研人员或科研小组就能完成从药物初始发现、临床试验到产品发布的一系列工作。这些员工想方设法使他们的想法附诸实现。而其弊端在于，他们可能无法及早放弃无用的想法。好的方面是，他们对工作充满激情而且非常敬业，比如说，他们知道数据中的一个错误会给公司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至于外部研发人员，由于他们有着许多不同的客户，可能不会象前者那样认真，布伦伯格指出。 “必须对这些关系加以深思熟虑和有效管理以获得成功，”他说道，“不能把事情一股脑地推到外包伙伴身上。必须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如果只是激励他们按时完成工作，那么质量是否会受到影响？如果只是激励他们注意成本，那么时间和质量是否会受到影响？” 新型组织模式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拉里·赫比尼亚克（Larry Hrebiniak）指出，事实证明，在创建新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