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教学论文从“述而不作”到“述而能作”-论语文课改的基本方向.docVIP

从“述而不作”到“述而能作”——论语文课改的基本方向 一、“述而不作”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及思维方式考源 “述而不作”，是孔子在2000多年前提出的一种理念，是他行事的基本准则。此话源出于《论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终其一生，坚持“述而不作”的信条，特别是在他的教育生涯中，一直是以“述”经为己任。当孔子被尊为圣人之后，他的这种理念也就理所当然地作为一种教育规则而世代相延相承。直到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仍然还在这一理念的车辙上运行。因为它经过2000多年的沉积、默化、潜移，“述而不作”已经融化到从事语文教育行当所有人的血液中，刻在他们的骨子上，它已经作为一种教育“基因”而存在于语文教育者身上。君若不信，可看某些连“述而不作”是何意思都不甚了了的人，考其语文教学行为都在亦步亦趋地履行着这一教育模式。这是非常可悲的。 那么“述而不作”是何意思呢？让我作一点儿简单的考证。 对“述”、“作”从语义学角度看有这样的解释——唐代人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说道：“述，谓明辨其意而循行也”；“作，谓有所兴造也”??。（见《二十五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29页）这种解释显然是本汉代人许慎《说文》而来。《说文》曰：“述，循也。”又曰：“作，起也”。起，就是兴起的意思，故“作”引申就是创造的意思。《易》云：“圣人作而万物睹。”说到这里，孔子所谓“述而不作”意思就好理解了。他讲的就是对先圣之“作”由其“述”后而使人理解、继承、延袭，面对先圣之“作”不能再“造”而发挥之。孔子终其一生就是整理、保存、传承、讲授先圣之“作”，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也。他反对自立新说，甚至对弟子们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后世所传《论语》，其实也不是孔子有意而作，而是其弟子根据平日听讲的笔记整理而成。千百年来，从孔子游学“述”经开始，历朝历代，包括国家设立的国子监以及私家设立的书院、塾馆等各种各样的教育性机构，关于文化教育乃至今日的语文教育不都是以先圣之“作”为经，由教者“传道授业解惑”吗？在本质上“述而不作”的理念及其教育行为模式一直占据着有关教育的主流地位。今日中学生，甚至我们整个民族思想力弱，从文化渊源进行探究分析，教育中的“述而不作”理念及其行为模式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从孩提时代便应该启迪、培育并使之萌生、发展的创造欲望、创造意识及创造思维在“述而不作”理念下的教育中受到了严重的压抑，这种理念及教育行为窒息了被教育者的创造意识及创造的灵性。相反，守旧、因循、僵化，不敢批判，不敢怀疑，没有自我等各种各样的负面意识及思维模式却像影子一样贴在我们的被教育者身上。直至我们今天语文的教育，高喊改革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仍然是在讲述已知，重视积累，学生受到的教育训练更多的还是对教本重复性的理解、认知和记忆。 “述而不作”，从孔子的本意来讲就是大力宣扬先圣之道。所谓以尧舜为祖，以周文周武为宪。明人王阳明在答其弟子徐爱所问时说：“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传习录》，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在那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孔子独标“述而不作”，一门心思去“述”先圣之“作”，很显然他就是为了以尧舜之道一统天下，立先圣之言，宣先圣之德。他到处奔波以游学的方式“述”经，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司马迁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大史公自序》）。仔细分析六经，基本上是对所谓“先王之教”教义的基本总结，所以班固又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汉书·儒林传序》），孔子整理、讲述六经，是“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汉书·儒林传序》）孔子的这种理念，无疑对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是极其有用的，所以孔子被尊为圣人也就是很必然的事情了。甚至在汉朝“黜百家而独尊儒术”。 随着孔子圣人地位的确立，他的“述而不作”，特别是他对先圣之“作”的推崇，则进一步导致人们对“作”的圣化认识，以致“述”与“作”有了尊卑、上下的等级色彩。王充在《论衡》中释“作”云：“造端更为，前始未有”。他对“作”的创造性、开启性给予了明确的肯定，但同时他也明确地说“作”非凡人之所为，非凡人之所能为，甚至“作”也非凡人之所以称之。他在《论衡》中继续说道：“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经”谓之“作”，乃圣人之所为。“传记”为贤者所为，是为了传布圣人之道。??“述”与“作”具有强烈的等级差异——“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礼记·乐记篇》）。王充的《论衡》本来是极有个人创见的杰“作”，但他自己不敢称之，说“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论衡·对作篇》）当然，不敢称“作”者并非仅仅是王充，在他之前就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