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先红-农民行动单位与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docVIP

农民行动单位与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 ——一个解释模型 田先红 摘 要：农民行动单位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性程度和农民组织能力的差异，进而形塑出不同的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由于长期现代性的浸润和国家权力的渗透，全国各地农村家族和地方性规范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解体，再加上压力型信访维稳体制的影响，极大地改变着既有的政治机会结构，将导致各地农村再生产出越来越多以个体利益诉求为目标的上访行为。从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探讨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有利于拓展农民上访研究视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关键词：农民行动单位；区域差异；上访；国家 一、引言 基于对费孝通（1998:9）“差序格局”模型的拓展性理解，贺雪峰（2007）提出了“农民行动单位”概念，试图深化对乡村治理内部逻辑及其区域差异问题的认识。所谓农民行动单位，是指“农民在村庄生活中有较强自己人的认同并因此会有共同行动能力的超出家庭之上的单位”。贺雪峰认为，根据农民行动单位的不同，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在核心家庭之上存在较强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村庄，二是不存在超越核心家庭之上的行动单位的村庄，即所谓原子化村庄。第一类村庄又可根据行动单位的大小和层次高低进一步划分为六小类，即联合家庭主导型、小亲族主导型、户族主导型、宗族主导型、村民小组主导型和行政村主导型，第二类村庄又可分为价值生产能力弱的原子化村庄和价值生产能力强的原子化村庄。农民行动单位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治状况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贺雪峰根据农民行动单位的不同来解释农民集体上访特征出现区域差异的原因。他认为，原子化农村地区由于农民一致行动能力较弱，因而难以发生集体上访，小亲族地区由于农民具有一定行动能力且村内不同亲族之间斗争频繁因而常常发生针对村干部的集体上访，而宗族性地区由于农民一致行动能力很强且村干部乱作为的空间较小，因而一般不会发生针对村干部的集体上访，但是容易形成针对县乡政府的集体上访。贺雪峰的观点突破了学界主要从农民权利意识提高、干群关系恶化等视角展开的农民上访研究进路，对于我们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理解农民上访及其区域差异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不过，贺雪峰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他主要考察了农民集体上访行为，而对其他类型农民上访行为及特性缺乏关注；他将农民上访抗争对象分为村干部和县乡地方政府两类，而实际上农民上访抗争对象还包括家族、公司企业等多种类型，这些不同抗争对象对我们理解农民上访逻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贺雪峰的解释主要限于宏观层面，而对农民上访区域差异的内部逻辑缺乏进一步的探讨。鉴此，本文试图在其基础上拓展农民行动单位与上访问题区域差异的理解，构建一个关于农民上访区域差异问题的解释模型，并将国家因素引入模型中，通过国家与农民之间互动关系来深化该领域研究。 二、原子化农村地区的农民上访 在原子化农村地区，农民缺乏超越核心家庭之上的认同和行动单位，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散落的马铃薯”，表现出“善分不善合”的典型特点。由于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村民一致行动能力较弱，村内缺乏笼罩性的价值评判系统，村庄公共性丧失，无法有效将少数搭便车（奥尔森，1995）者边缘化，致使村民们难以就村庄公共问题及公益事业建设达成合作。在这一类村庄里面，常常出现破坏村庄治理和占用公共资源的“大社员”、“钉子户”。这样的村庄特性形塑了该区域内农民上访的某些独特特征。 其一，农民集体上访较少出现。 在原子化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面向朝向村庄之外，村集体和村庄公共事务对村民们而言显得无足轻重。无论何人担任村干部，或者村干部具体行为如何，在村民们看来都与己无关。如此，村干部也就具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即使某些村民发现了村干部的乱作为现象，也大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认为那是集体的利益，是公家的事，而非自己个人之事。因此，在这类村庄里面，一般较少出现针对村干部或者其他对象的集体上访行为。上访行动既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还需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基于这些成本的考虑，村民们大多不会“铤而走险”。换言之，村民们不愿意为了公共事务而去上访闹事。对于超出家庭之上的事情，无论得失，都不是自己个人私事。即使能够通过上访获取利益，那么所得利益也不能由自己独享。况且，如果自己没有参与上访，待其他人上访成功之后，所获利益也缺不了自己一份。如果他人上访失败，那么损失的利益也不止自己一家。按照这样的逻辑，不仅村民们不愿意组织或者参与集体上访，而且倾向于将那些愿意组织上访的骨干视为“傻子”。如此，集体上访行动自然难以达成。由于缺少村民强有力集体行动的制约，村干部的乱作为空间越来越大，村集体的利益损失也难以挽回。 这样的逻辑类似费孝通（1998:24-30）在阐释中国农民公私观念问题时的情形：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维系私人的道德，家（家族）是维系私人道德的载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