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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下的分工有什么不同？ 　　在商务生态作用下，以平台形式存在的固定成本被零成本复制，促成了增值应用的轻资产运作，形成以租代买的分享型经济新商业模式。这同工业时代的分工，具有本质的区别。 　　7月7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举办“纪念杨小凯教授学术研讨会”，时论杨小凯的分工理论。我感兴趣的是，分工创造财富的工业经济与人单合一的信息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 　　杨小凯研究的是生产方式的经济学 　　我认为杨小凯精神的实质，是在生产力发展中，推动生产方式转变，推动社会进步。把握了这个实质，可以在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条件下，像杨小凯那样进行经济学的大胆探索创新。 　　杨小凯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不同，在于他的理论中暗含了历史学派的观点，即生产力的观点，是一种关于发展的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将生产力发展同新古典理论中的生产关系的标准结论结合，形成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理论。 　　本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没有生产力概念的，因此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从均衡角度看没有区别。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特色就在生产力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硬道理。杨小凯重新提出分工问题时，正值中国处于分工不充分的生产力较低发展阶段，向分工充分的生产力较高发展阶段的过渡中，客观上要求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提出经济学的问题。 　　与生产力发展相伴的，是生产方式转变的问题。所谓分工理论，实际就是生产方式理论。分工，指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生产方式无非就是这种关系的不同形式。例如农业生产方式（自给自足）、工业生产方式（专业化分工）。在新古典理论中，分工水平是既定的，不存在从较低分工状态向较高分工状态的转变。一国经济好像是没有历史的。杨小凯的经济学却是有历史感的，针对的是中国工业化早期的历史。与一般以改革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者不同，他研究的主要是生产方式，在推动中国尽快走上分工专业化的工业化之路。 　　杨小凯这种生产方式经济学，当然仍有现实意义。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信息化中的转型，也是生产方式的转型；而平时所说商业模式，实际就是行为版的生产方式。我们仍需要借鉴杨小凯的治学精神，将信息生产力，信息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以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 　　杨小凯在生产方式研究基础上还形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现代性理论，例如宪政理论。 　　前提假设、结论及语境的变化 　　杨小凯的学术话语，有两个特定时代背景。一是推动当时的中国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从自然经济走向工业经济。杨小凯进步话语的前提假设，由这个特定背景决定，隐含着两个派生假设，一是将进步定位成由封建社会为代表的前异质系统，向工业社会为代表的同质系统转变；二是将进步定位于从前农业化为代表的复杂系统（血缘生态系统）向工业化为代表的简单系统（机械理性系统）转变。 　　在这两个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前提约束下，再看杨小凯分工理论的特定结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强调斯密分工中专业化的一面，而非分工的多样化的一面。他研究的是简单系统的分工，而非更高阶段上的复杂系统的分工。二是他主要以规模经济为结论，合有范围不经济的隐含观点，表现认为越多样化，成本越高；越协调，交易费用越高。 　　这些结论的取向在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中，是适用的，正确的。但如果放在另一种发展了的、不同的条件下，即在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条件下，就会看到其中存在着三个局限，一是简单系统的局限，二是同质性的局限，三是范围不经济的局限。这些局限在实践中正遇到新情况的挑战，如企业与产业一体化，自组织与生态经济；从分工专业化到分工协调化、多样化等方面的发展，需要新的解释。这三个局限当然不是问题，因为相对于前面说的问题意识，它们不算问题。但如果问题意识变了，或者说理论的前提假设变了，就要重新考察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匹配问题。 　　今天我们面对与杨小凯当时不同的语境，需要我们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就体现在前提假设的调整上。第一个前提假设的调整是，把黄色文明向蓝色文明转变的进步性话语，置换为蓝色文明向彩色文明（蓝色与黄色文明的融合）的话语，把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进步性话语，置换为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新进步话语。第二个前提假设的调整是，把前异质经济向同质经济转变的进步话语，置换为从同质社会向后异质社会转变的进步话语；把前复杂系统经济向工业简单系统转变的进步话语，置换为从工业简单系统向后复杂系统转化的新进步话语。 　　这种调整仍然符合杨小凯治学精神（“在生产力发展中，推动生产方式转变，推动社会进步”），但具体话语，可能会发生转换。 　　与上述新的前提重新匹配的理论系统的相应变化，应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价值论的调整，在同质性假定外，增加异质性假定。在杨小凯问题上，就相当于从强调分工的专业化（同质化）一面，向强调分工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