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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视域中的重玄之道 　　摘要：李荣是唐代道教重玄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道德经注》是其代表作。从作为“虚极之理”的道体，能够“虚中动气”的道用以及作为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理想境界的统一的重玄之道三个维度来探讨《道德经注》的重玄本体论思想。李荣所描述的道体同时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种特征：其超越性体现在以“非有非无”的重玄思维以及佛教“中观”思想来描述道体的特征；其现实性则体现在将道体与气、万物联系起来，强调其生成性。“玄之又玄”的重玄之学不仅在以“道”为核心的本体论的建构上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它本身已然构成了一种思维模式，贯穿于隋唐时期道教思想家整个的理论建构过程，最后甚至上升到了境界论的高度。一言以蔽之，当时的很多思想家运用重玄的思维方法构建了一套从重玄之“道”到重玄之“境”的完整的理论系统 关键词：李荣；《道德经注》；重玄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6.05.0032 李荣，道号任真子，绵州巴西人（今四川绵阳），是唐代道教重玄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蒙文通说：“李荣在高宗朝，应略后于成公，荣或即成公之徒，未可知也。”[1]可见李荣与成玄英在思想上或有一定的承传关系。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李荣曾多次与佛教僧人就“道生万物”、“六洞”、“本迹”等问题进行论辩[2]。这一方面可见唐初宗教政策的宽容和思想学术氛围的浓厚，另一方面亦可推知在与佛教僧人的论辩中，李荣的思想难免受到佛教教义的影响①。李荣的主要著作是《道德经注》。1947年，蒙文通根据《正统道藏》中《李注》残卷及北平图书馆、巴黎图书馆藏敦煌本辑成《老子李荣注》②，本文即据蒙氏辑校本讨论李荣的重玄思想[3] 卢国龙说：“从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看，先秦道家是道家学说的第一个阶段，秦汉黄老道家是第二个阶段，魏晋玄学是第三个阶段，重玄则是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4]卢国龙的这段论述揭示了道家学说在历史上的四个阶段的演变，每个阶段的道家学说随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趋向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哲学风貌。概括而言，先秦道家学说以老庄哲学为主要的代表，老子与庄子之间的哲学思想当然不完全一致，但是二者作为一个统一体，都是围绕着形而上之“道”做文章，从本体宇宙论、修养工夫论、境界论等层面来建构道家哲学的“道”论体系。历史发展到秦汉时期，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形势，道家哲学出现一个转向，即在以老庄清静无为思想为核心的同时，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术相结合，道法并用，道家哲学出现政治化倾向，这就是所谓的黄老道家。道家学说发展到魏晋玄学这一阶段，思想家们将儒道融合在一起，围绕着有无、本末、体用等哲学范畴来探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重玄学的思维模式的重要特征便是一种非有非无、“玄之又玄，遣之又遣”的，不断否定的思维方式。如果说道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转折的契机都在于对一种别的思想资源的吸取与融合的话，那么重玄学的思维模式的形成便与佛教的中观学说有着莫大的关联。当然，重玄学的思维方法不仅受到佛教这一外来的思想资源的影响，而且它作为魏晋玄学之后道家学说发展的又一转折，也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在探讨重玄学的思维模式、重要特征、思想资源的时候，既要从外在的角度去观察诸如佛教的思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重玄学的思维方法，也应该着力把握从魏晋玄学向隋唐重玄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理路。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重玄本体论的建构上 一、道体：“虚极之理”及体认的方法 “重玄”这一概念出自《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强昱认为，“李荣重玄学的中心概念是道德、有无、体用、动静、心性、言意、三一、阴阳、重玄等，由此构成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境界观等有机结合的重玄学体系，与成玄英基本一致。他也同魏晋玄学一样，通过对一多、动静、体用、名实等关系的阐发，建立自己的本体论学说。”[5]强昱已经基本上概括出了李荣重玄学思想体系的整体框架和核心范畴，笔者将围绕“有无”、“理教”、“寂动”、“体用”、“中道”等核心概念，分别从道体、道用以及本体、工夫、境界合一的重玄之道三个方面，来论述李荣以“道”为核心的本体论 道体是李荣本体论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贯穿其解老思想体系的一条主线[6]。李荣是这样描述道体的特征的： 大道泛而玄通……入毫芒而遗小，弥宇宙而忘大，隐见非一，灵化难常，物无不应，何为不可也。（34章）③ 混成之道，先天地生，听之不闻，则寂寥无响；搏之不得，则澹漠无形；丧偶而无对，故言独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无处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勤，不殆也；覆载生畜，母之义也。（25章） 李荣认为，大道没有空间的封限，玄通不滞，入毫芒之微而遗小，包罗宇宙而忘大，不执着于小大之域，或隐或显，随类见形，所以能够无物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