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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实践探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王俊林 律师 近年来，笔者接触到许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他们多因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不满经多次上访后前来咨询的，从咨询的内容笔者发现：一起他们多次上访的原因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不明原因的释放；2、被害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和尊重；3、案件久拖不决。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事么呢？笔者通过在几起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的经历，并对相关法律进行研究认为：1997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虽然在理论上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被害人的保护方面，尤其是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的保护方面彰显不足，笔者将结合司法实践谈及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谈起，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据该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在侦查阶段是排斥于诉讼程序之外的，那么，被害人权益是否得到了保护？只能靠被害人自己去了解，然而，现行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对被害人的回答往往是“保密”的，被害人向侦查机关陈述完自己受害的经过后，好像什么都和自己无关似的。譬如，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是否采取了强制措施？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等等。从法理上讲，受害人有权利从公安机关那里得到回答。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侦查机关向被害人的告知义务，经常出现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早已从羁押场所释放而“逍遥法外”。由于侦查机关桎梏于侦查阶段的“保密”规定，使得被害人对案件的了解形成“真空”，因此，侦查机关的“独来独往”难免使受害人产生不满。更有甚者，即便《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被害人享有的权利，在侦查机关那里也会因“保密”为由将被害人推之于知情人之外。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被害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在需要“保密”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忽视法律规定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当告知却不告知，导致被害人丧失申请重新鉴定的时机。笔者曾在接受一位被害人父亲的咨询中了解到这样的事：其儿子被殴打致死，尸体被公安机关尸检后想知道尸检的结果，在向公安机关了解时，公安机关以保密为由拒绝告知，笔者以被害人亲属的名义，要求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告知结论时，该刑警队的大队长反问笔者说:”有这样的规定吗？”，后经再三协商，该刑警队队长才以“看在我的面子”送达了在该机关存放已久但从未用过的格式《告知结论通知书》。在侦查阶段，当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嫌疑人不能被检察机关批准时，《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公安机关认为有错误的，可以要求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并未规定被害人有何救济措施。譬如：检察机关能否将作出不批准的原因告知受害人？受害人街道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的决定以后，是否可以要求复议或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是否可以向检察机关提供新的证据或线索？现行《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当中，当检察机关做出不批捕的决定时，又有几起案件被公安机关提请复核到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呢?虽然《刑诉法》赋予受害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利，但是，这对于权力本就受限的受害人来说简直史如履蜀道。笔者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不足之处，也是一大缺憾，它使得被害人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丧失了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关键环节。《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在侦查阶段应该享有何种权利，且斥诉讼代理人于侦查阶段之外是被害人不能全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原因，也是产生司法腐败和被害人上访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来看。在此阶段，被害人既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自己或自己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等，在被害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权限相比较侦查阶段多些。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却发现这些权利非常的有限。由于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的知情权受到很大限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可能会想这下我可以知道案件的情况了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譬如：受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是否享有向检察机关查阅、复制法律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问题。检察机关态度不一，有较多的检察机关允许，少数检察机关不允许，不允许的原因是《刑诉法》只规定被告人的辩护人享有此项权利，而没有规定受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享有此项权利。办案中，一位检察官说：“工作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受害人的律师也要求查阅、复制法律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情况”，这位检察官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