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杀了贝多芬而选了希特勒.docxVIP

我们是否杀了贝多芬而选了希特勒（一个交易费用的视角）2010-04-06 23:34 |(分类:默认分类)原文：朋友拿了一份报纸要我作个实验，我同意了。问题一：如果你知道一个女人怀孕了，她已经生了8个小孩子了，其中有3个耳朵聋，2个眼睛瞎，一个智能不足，而这个女人自己又有梅毒，请问，你会建议她堕胎吗？我刚要回答，朋友制止了我，又问我第二个问题。问题二：现在要选举一名领袖，而你这一票很关键，下面是关于3个候选人的的一些事实：候选人A：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而且会星象占卜学。他有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喝8到10杯的马丁尼。候选人B：他过去有过2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吸鸦片，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大夸特威士忌。候选人C：他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只偶尔喝一点啤酒。从没有发生婚外情。请问你会在这些候选人中选择谁？我把答案写在纸上，然后朋友告诉我：候选人A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候选人B是温斯顿丘吉尔，候选人C是亚道夫希特勒。我听了答案张大了嘴巴。朋友问我你是不是为人们选择了希特勒？那你会建议哪个妇女去堕胎吗？我说：这个问题不用考虑，我们受优生优育教育多年了，都生那么多歪瓜劣枣了，就别在添乱了。我建议她去堕胎。朋友告诉我：你杀了贝多芬，她是贝多芬的母亲。我又一次张大了嘴巴。朋友说：吓一跳吧？本来以为你认为很好的答案，结果却扼杀了贝多芬，创造了希特勒？最后的总结是：所以不要用既定的价值观来思考事物！?这个故事很有趣，只是我个人感觉，最后那句总结，实属败笔。不仅没有挖掘到原故事的内涵，反而具有很大的误导性。且让我假定这个故事的剧情为真，以科斯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两个例子其实都涉及到了一种“惯例”思维之下，可能产生的与初衷完全相悖的效果。而作者特地用了两大名人来作为示例，以增强故事的说服力。其潜台词就是，假如两个示例之中我们依靠惯性思维，那就会扼杀了天才贝多芬，以及选举了恶魔希特勒？?果真如此吗？?1.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人为何遵守惯例？或者说，惯例的合理性体现在哪里？简而言之，惯例的存在，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浅显点来说，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由于学习无法事必躬亲，因此他人成功的经验会得到效仿，其成功的一般性越大，则其被广泛模仿，逐步改良的几率也就越大，而流芳百世的几率也就越大。无论我们以一种自然法的视角，还是以自生自发秩序的视角去看待惯例，无可否认的是，其存在整体上是基于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化的个人的理性选择。由于节省了反复的相同试验，因此也就节约了大量交易费用。梅因就曾经论述到（梅因《古代法》），习惯法的正当性基础，是不言自明的。为何如此？引入交易成本的观念我们轻易就可以得知，因为这是局限下争取最大化的结果，符合个体乃至社群的利益。所以，Why not？有论者可能争辩，历史不是证明了很多惯例并不符合需要，落后，乃至最后桎梏了社会的发展吗？我遗憾地指出，这就是未能理解最大化假设的内涵的低级理论错误。新古典乃至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设，本身就包含了“局限条件”在内，所区别者，只是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了产权和交易费用的局限而已（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世上本不存在永恒准确的制度，在不同的局限条件下，各种规则自然有其限度。但是这能够否认惯例本身存在的价值么？?2.论证了惯例的合理性之后，再回到两个例子本身?首先选贝多芬的。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我”的选择无疑是准确的。当然，我们无法否认，所有的判断都是或然性的，所区别者，概率也，是的，健康的父母或许会生出残疾婴儿，而诸如贝多芬的母亲却生出了一个巨匠。只是我希望诸位思考，（1）能否找出类似母亲生出健康儿的几率进行横向对比？（2）你认为当当时的情况下，医学有无发达到足以识别婴儿的隐形疾病？（3）假设医学真的发达到能够监测出新生儿基因的一切缺陷，你认为是否每个家庭都足以支付相应的费用？答案只有两种，否，或者不确定，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即便答案选是，要达到这种效果的交易费用何其之大！我们能说，“我”建议贝多芬母亲堕胎的idea是错误的吗？有论者或许会争辩，贝多芬给人类带来的精神财富是不可估量的。是的，我也不否认这点。我更加不会否认的是，除了先天脑残，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天才！只是潜力基于各种局限未能开发而已。诸位，试想一下，一个男生打·飞机，逃逸的精虫数亿，而无论这个男生本身素质如何，都不能否认或许其中一个精虫能够变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战争之中，冤魂无数。而这些冤魂倘若未被屠戮，当中必有伟人问世。论证到此，也就无需多说了。?再看希特勒的例子。这个稍微复杂一些，但是逃不出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选民对于候选人的理解，大多不外乎原文列举的几项，人品，学识，经历。是的，我们不可否认，这些信息必然会有不足，可是，有更合适的方式吗？在一个无交易费用的环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