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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国画师承 解读国画师承 　纵观古今，对国画的师承关系有颇多记载，《历代名画记》中说：若不知师承传授，则未可议乎画。对于师承变化发展的关系，在古代画论中多有涉及，师心独现，鄙于采综师其意而不师其迹，如元倪云林，以董源、荆浩、关仝、李成为师，明沈石田近师吴仲圭而上溯董、巨，却都能脱出古法，自成一格。云林楷吏之笔，点勒雄沉，笔法疏简，意境幽淡；石田笔丰墨健，粗简遒劲，苍润老辣。总之，在师承关系的教育层面上，表现出相对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从临摹中体现出来，无论民间画工、宫廷画师，或是轩冕贵胄、士子文人，到今天的艺术学者和自由画家，莫不以模范经典为入手法门。主要是借诸著述，从古人处学习笔墨之法，胸中脱去尘浊，又有所作为，然后在自然山水中，体悟其理，用心感知，营造意象，借由摹写所得之技法，自出精意，将其物化于纸上，才可完善其人格独立价值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清董启云：初学欲知笔墨，须临摹古人。古人笔墨，规矩方圆之至也 。唐志契说：临摹最易，神气难传，师其意，而不师其迹，乃真临摹也。方熏也主张：临摹古画，必须会得古人精神命脉处，玩味思索，必有所得，落笔摹之；摹之再四，便见逐次改观之效。若徒以仿佛为之，则掩卷辄忘，虽终日摹仿，与古人全无相涉。可见古人对师承认识有着独到见解，这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接续。 　　尽管古称宋人崇尚自然之理、元人追求意境之逸、明人崇尚绘画之变通，因而也就形成时代转换上师承问题上的不同。清朝既定，论书画的精艺也随之而变，而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在历史长河中，由坚定而又有韧性的有志者来继承。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双向的自然方式传播，无形地构建出中国文化永不枯竭的术业长河脉系。而这稳固的民族文化也不是一日权变而成，正所谓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学习须从规矩入，神化亦从规矩出。天下之事，又经常必有权变，有法则必有变化。已经知道有经常，就要注意到权变，学古不变，岂不成为泥古不化之人。上个世纪80年代，艺术思潮到来，一些习画者崇洋媚外，抛弃自己本民族的瑰宝。也有一些泥古不化者，日日沉浸于与古人怅然对饮中，快然自乐，终于在古人的光环照耀下销声匿迹。当然，还是有一些担当者，繁荣并传承着民族文化精神。今天，习画者不再盲目跟风，而重新审视本民族的艺术，国画之传承，并非传其画，而本质是借画以传其心、言其志，与时俱进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尽管成就之作寥若晨星，但对画史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所谓画不可拾前人，而要逮其意。 　　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为圣贤著述之意，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书画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书为心画，画为心印，求点、画之中能使人心合于天地之道，既可通于中古之上，亦可求于千载之下。明各家之法度，推诸家之胸臆，借古人之法，来抒写自己的性灵。这也正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生命融合的意味体现。 　　当代中国画面临着瞬息万变的世界，对于层叠的古代传统，如何适应于新的展示空间与交流模式，面对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师承关系的延续尤为重要。如何为之选择、为之继承、为之弘扬，都令我们感到责任重大。 　　而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师承的延续需要穿越式的重新感知。字画不食古不行，但食古不化也不行，最终要脱离古人自成论文联盟wWw.LW一家。要创新师古人，更要师造化。在造化面前，古人与今人同为弟子，况且古法也来自造化，因此，除了重视以临摹的方法取法古人外，尤其重视向自然和生活学习，以此培养画者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和写生能力。实际上也是在守卫心目中那些高地，来造就出守成卫道的新的支柱。 　　在国画的学习与弘扬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崇尚经典，有大量的史书著述，如清代松年《颐圆论画》所云：若非博览前人能品，融汇高人神品，荟萃诸家，集我大成，不能独创专家之美也。潜心苦诣，阅历用功，不到铁砚磨穿之时，未易超凡入圣。 明代董其昌《画禅师随笔》进一步说：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观点最为通其达意。 　　纵观古今名家的成长过程，临摹前人之作，只是他们融贯前人、师承传统的一个方面，而且师法古人的方式各不相同，因而艺术风格也各不相同。 　　师承的健康发展是国画传承有力的保障，黄宾虹指出：上古三代晋魏六朝，画有法，法自然而不言法。唐 初失其法，阎、李、吴是封建画，非民族画。王维、郑虔求画法于书法诗意，而悟得其法。五代言六法，北宋拘宋其法，亦为失之。师承的延续，必循行古人之途程，接受其既得之经验与方法，为新优之法打下坚实基础，再向新前程推进。即是接受传统推陈出新之意旨。新由陈中推动而出，已然接受传统。苦瓜和尚云：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借论文联盟wWw.LW古开今，即推陈出新也。于此，可知师承传统之可贵。所以国画的发展、创新及创造新的派别从来都是从古人的精意中请益而来，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