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问题研究论文.docVIP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农民工政策经过前后各30年的历史演变，目前已经有了全新的改善。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一支新型的建设大军，他们为城镇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下意义上的农民工已悄然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镇化的大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总人数大约1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社会环境，在他们的身上除了户籍在农村外已经没有多少农民的影子，也没有多少农业生产技能，更没有多少回到农村的愿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理想特别强烈，有着更为强大的利益诉求； 他们是以城市为参照物，他们对职业、待遇的要求都比父辈高；他们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公民权利、择业就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他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他们的期待是实在的。但是，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镇，又退不回农村，这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目前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框架内以及社会结构中，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法返回农村，又不能彻底融入城市，而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首要目标就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完全民权问题，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城市活动和交往渠道，使他们得以进入城市主流社会而不至于被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消费权利和教育权利等方面。 不过，这群被称为“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要真正融入他们所梦想的城市，真正成为“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如今却面临着诸多的困扰、困惑与困难，有许多道门槛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迈过去：首先，婚姻的问题。2008年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这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的“黄金时代”，但由于这个群体的多数人职业不理想、收入严重偏低、选择对象上又往往陷于“看不起农村的，攀不上城市的”，于是，许多人本来婚恋的“黄金时代”被演变成了“苦涩年代”；其次，身份的问题。新生代既然一心向往着成为城市的一员，就从心理到实际再到法律上都迫切需要解决“城市人”的身份问题。无论是从实际的职业，还是他们所工作与生活的空间来说，他们其实已经是实际上的“城市人”，他们自己自然也将自己看成了“城市的主人”。但问题是，从法定身份上来说，一纸户籍如“紧箍咒”一样随时提醒这个群体：你们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他们在城市里“享受”到的种种特殊待遇也一再给他们泼着冷水，使他们成为“非城非乡”的一群；再次，职业问题。要真正融入城市，有一个好的职业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作为农民工就业“主战场”的这些职业特点一般都是劳动的强度大，又脏又累的多，而收入却又很低，往往是城市就业者不屑一顾的职业，这样的职业所能带给他们的收入让他们远远无法实现融入城市的梦想所必需打牢的经济这个特别重要的基础。这些困扰、困惑与门槛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显得异常艰难。 很多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三高一低”的群体特点：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职业期望较高、物质和生活享受要求较高、劳动耐受能力较低。但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应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高、乡土依念情结逐渐淡化、 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也不断提高、经济地位也被社会所承认。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使他们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不断提高，渴望成为市民的信心也不断增强。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调查中心2006年曾在江苏省徐州市区，开展了一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差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64．7%认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13．5%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有3．8%，而在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中，有56．1%的认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但有22．9%的认为自己是农民工，可见，新生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普通打工者，而不是农民工。这种身份认同上的进步本身就是一种更强的自信心的表现，是群体现代性彰现出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生代农民的乡土依念情结逐渐淡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绝大部分是从学校走入到社会，没有务农经历，还有一部分是随着父辈进城，本身就出生在城市，他们与乡村的联系已经仅仅维系于传统的家庭亲情，对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