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外语教学按语[周领顺].doc

………研究专栏（主持人：周领顺） 主持人按语：在刊物上以专栏形式专题而集中讨论汉语“乡土语言”翻译研究的，这还是第一次。本期组织了3篇论文，均围绕周领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的相关内容而展开，属于该课题的研究成果。 周领顺的论文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结合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的实例，前瞻性地分析了汉语“乡土语言”的翻译研究，并以课题组自建的莫言10本小说葛浩文翻译语料库，汇报了一些初步的考察发现；黄勤的论文基于前景化理论，具体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离婚》的4个英译本的方言翻译策略，认为应以再现原文方言的前景化功能为前提；汪宝荣的论文结合方言翻译的实际，提出应以“部分再现”为基本原则，而文学方言自创译法和方言特征淡化译法是符合该原则的合理可行的翻译策略。文章观点彼此不尽相同，更有利于问题趋于明晰化。 我国从2006年确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政方针以来，至今已有10个年头。10年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译学界，研究者从译者模式到传播模式，从翻译效果到接受效果，从传播过程到传播手段，从儒家文化到百家争鸣，从文学翻译到科技翻译，从汉民族文化典籍到少数民族文化典籍，从泛文化翻译研究到专书翻译批评研究，从翻译内部研究到翻译外部研究，从古代典籍翻译研究到现当代文学翻译研究等等，全方位，多角度，逐步向纵深展开，而作为国家一级学会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发挥着积极的领军作用。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涵盖：“中国文化”研究（即选材研究、文化专门领域研究、文化现象研究）、“走”研究（即译者模式、翻译方式、翻译过程、传播方式、交际手段、宣传策划、传播机制等方式的研究）和“出去”或“走出去”研究（即宣传效果、传播效果、接受效果、提升效果、市场效果、异化和归化效果等结果的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等思想一脉相承。“中国故事”和“中国特色”属于内容研究，“讲”和“阐释”属于方式研究，两个“好”属于效果研究。当然，效果还要分为整体传播效果（译外效果）和翻译过程中怎样“讲好”、“阐释好”本身的叙事效果（译内效果）、译者认为的“讲好”、“阐释好”效果和实际的市场效果等。比如，译者一般认为“形神兼备”的译文就是好的译文，而所谓“形神兼备”之说，恰恰是懂得双语译者的一厢情愿，因为市场读者是不懂得原文的。刘云山在“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一文中说，“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是解决好讲什么、怎么讲和怎样讲好的问题。”（人民网，2014年11月8日） 谈“中国文化”，谈的就是中国的地域性。以文学上的地域性为例：周作人认为，“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刘意在“从莫言获奖谈跨文化传播的符号塑造与路径选择”（《中国报业》2012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译介的作品至少具备两种要素，除了“普世价值”外，就是“地域特色”。乡土文学作品就反映了很强的地域性。美国汉学家、“首席”翻译家葛浩文说道，“地域性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而且受到乡土作家的相当重视；他们利用某一地方的特点，如地方方言等，来强调和形容某一个地方的独特性。”（《葛浩文文集》，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43页）他还承认，“几乎在所有我们讨论过的作品中，最初吸引读者共鸣的不外是民族主义的主题，但是构成其长久吸引力的却是它们的乡土色彩。”（同上，第40页）笔者在2015年获得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就迎合了文化对外传播的国家需求。 在研究方法上，要有针对性。比如，习近平对《人民日报·海外版》所希望的“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并不都是翻译上的问题，所以还要将翻译学上的传播效果和新闻出版领域、外宣领域传播学上的传播效果区别对待或有机结合，毕竟研究的路径有所不同。“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和保持文化个性之间在实践上会有妥协的地方，不宜一股脑将功过都加在翻译的头上而迷失了学理上的思考。 在策略研究上，运用于实践时，可因势利导，但不宜硬性规定。比如方言翻译策略研究，以往还分出了哪好哪不好的对立派别。走极端的规定，既不是理论研究的理想做法，也不是真实的翻译生态。翻译家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各显神通。比如，当译语能够做到词彩对等时，翻译家以对等为上（如葛浩文把口语词的“腚”等化译为口语词的backside、ass、buttocks、rump或arse等）；当只能通过阐释才能把原文的意思说清楚时，翻译家剑走偏锋（如葛浩文根据语境把“腚”译为the birth canal、hard或省略不译），诸如此类。在实践中，只有客观条件是不是允许和翻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