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理性的人转而信奉宗教是否反映了他们冲突.docVIP

崇尚理性的人转而信奉宗教是否反映了他们冲突 问：崇尚理性的人转而信奉宗教是否反映了他们冲突？答：当然。崇尚理性与信奉宗教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显见的冲突，反映在个体身上当然是矛盾的。从心理学角度，崇尚理性意味着要基于事实与逻辑进行对世界的认知；而信奉宗教需要无条件接受一些背离事实与逻辑的观念或迷信。这就好比在理性的世界认知图景里圈出一些禁区，这些禁区不能用理性进行探讨，只能无条件接受。其实，不仅是宗教信仰，人们任何信仰体系都必然会在对世界理性的认知图景里圈出大小不等的禁区。由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基于事实与逻辑进行对世界的认知需要耗费大量的认知资源，并且需要一定的知识门槛。因此，人类的天性是倾向于通过经验直觉而非基于事实与逻辑进行认知，在心理学框架里，前者又被称为“认知吝啬鬼”（Cognitive Misers），后者被称为“朴素科学家”（Na?ve Scientists）。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使他没有信奉任何的宗教，只要他不能厘清自己的观念迷信和经验迷信，那么他认知世界的图景里也与宗教信奉者一样充斥着大量驱逐理性的禁区。美国认知神经科学家乔丹·格拉弗曼(Jordan Grafman)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宗教信仰者与其他的信仰（政治信仰、道德信仰）在大脑功能反映上并没有什么特异性，它们都同样地在面对关于信仰的提问时在大脑额叶外侧波瓣区、内侧颞叶及额回、右侧颞下回皮层出现激活，这些脑区分别与表现出对他人的同情、判断他人的情感以及理解比喻含义有关。换言之，信奉宗教与信奉任何别的迷信从生物学、生理学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而且，人们发展出各种经验迷信或观念迷信具有进化的优势意义。相比于理性地认知世界，以经验或观念迷信来认知世界显得更加快捷和高效，虽然也存在着犯错误的概率。在早期人类的大多数生存情境下，迅速做出反应远比搞清楚状况更为重要，理性做判断需要借助许多认知线索并辨析彼此之间的关系；而经验直觉的判断只需要通过有限的经验迷信就能迅速做出。因此，倾向于各种经验迷信或观念迷信就成为人类普遍的天性之一。宗教不过是具有相应历史传承的体系化的观念迷信系统，信徒们用一个简单清晰的框架去看待和解释各种纷繁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和清晰明了的解释；相对地，理性地去看待和解释各种纷繁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简单清晰的认知框架，需要依据特异性的情境线索，常常是在讯息缺损的情况下得出模糊的结论或做出充满歧义的解释。正是因为人类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迷信倾向性，人类文明发展出各种各种的信仰体系，包括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体系也就不足为奇；几乎所有人类，或者说概莫能外的所有人类都难以避免陷入到某种经验或观念迷信里面，从而在理性认知世界的图景里留下多多少少的理性禁区。但也正因为如此，崇尚理性就成为人类难能可贵的品质，虽然在许多时候理性是冷冰冰的，甚至不招人待见。所以，对一个崇尚理性的人，特别是崇尚理性的知识精英，在长期辗转反侧的思考中决定选择信奉宗教，虽然对崇尚理性而言必然冲突，但却也无可厚非。人类与信仰有关的脑区与人们每天解读他人的情感与意图所涉及的脑区高度重合，这意味着信仰相对于冷冰冰的理性，更能够给予信奉者以慰藉和亲和需求的满足。特别是宗教组织和团队对于在理性的绝望中彷徨的知识精英而言，有着不同精神慰藉和社会同一性的满足意蕴。例如，对一个坚持理性思考的知识精英来说，当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对社会现实越来越感到绝望，而周围的芸芸庸众不仅无法理解他，反而为“盛世”而雀跃欢呼时，信奉宗教不啻是他疲惫精神的避风港。　　对一个崇尚理性的知识精英来说，转而信奉宗教固然反映了他内心的冲突与彷徨，但相比那些在冲突和彷徨中蜕变为编织和贩卖虚假希望，或者转而为强权辩护甚至合谋的知识精英来说，已经殊为不易，值得尊敬和祝福。 在正式讲演前，说几句题外话。六十年前的12月17日，胡适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六十岁生日。我比胡适小六十岁，似乎很巧合，六十年后，我也将在普大度过我的六十岁生日。当年的胡适心情很黯淡，那天晚上，他乘火车回纽约，想到自己有心脏病，人寿保险公司也不肯接受他，就像周质平教授说的那样，在普大的时光是他一生的“黯淡岁月”，我是否也将度过一生的黯淡岁月？不好说，这当然是玩笑。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就是那天，胡适写了《生日决议案》，郑重地说，如果生命不太久了，他要还一生的文债和心愿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写完他的思想史，可见，胡适在心里最关心的一直是思想史。 转入正题，为什么中国学者那么关心思想史？ 一、思想史在中国为何很重要？ 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 现在西方学界中，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