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一刀切式的取消市直管县.docVIP

不宜一刀切式的取消“市管县”模式，实行三级政府架构 张 健 “省直管县”模式存在不少弊端。全国各省情况复杂多样，一刀切式实行“省直管县”三级政府架构效果未必就佳，我国还不具备全面推行“省直管县”模式的条件。 （一）多年来，我国所谓的“省直管县”实践，并不是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合一的“省直管县”，说明我国还不具备全面推行“省直管县”模式的条件。 真正意义上的“省直管县“意味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切方面的管理均一并由省直接管理到县,但截至 2012 年，全国只有四个直辖市由于其特殊的情况，做到了这一点，海南省、浙江省的“省直管县”改革比较接近这个目标，但也不具备广泛推广的意义，其他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10多个省份只是在财政体制方面进行了改革，所以”省直管县“模式还处于初级形态，说明我国还不具备全面推行“省直管县”模式的条件。由于缺乏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滥用权力的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浪费财政资金。主要是政府机构和人员设置不科学不合理，造成机构臃肿，人员过度增长，浪费财政资金。受来自于社会公众日常习惯支配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我国县级政府内部机构形成了“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人事流通机制，一方面凭某个单位或部门的一个文件或指示就增加机构和编制，另一方面是县级政府对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增加几乎毫无作用。2. 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监督。实行省直管县后，地级市虽然在理论上负有监督责任，但因为资金的传递不再经由市级政府，其实质上的监督责任在弱化，直接由省级政府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监管，这无疑增加了监督链条的长度，省级政府又基于其管理幅度的增加，无力较好地履行监督职能，使得这些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没有很好地被监管。3.地方政府间竞争加剧。省直管县改革后，随着市县分治，市与县之间的关系将直接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演变为两个平等的行政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县与县、县与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许多县级政府对微观经济过程的行政干预不但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弱化，反而现出了干预力度不断加大，手段趋于多样化的态势。一些县为了提升县政府及县级领导干部在省级政府的知名度和受重视程度，利用扩大的行政审批和审核权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出现违反国家政策、程序的现象，有些甚至直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环境问题，不仅不能推动县域经济健康发展，反而使行政县背上沉重的负担。 （二）“省直管县”，未必能够提高行政效率。 根据管理学的原理，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相匹配。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呈反比关系。当管理对象规模扩大时，有效办法是增加管理层次。所以正确处理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的关系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目前中国省级区划面积太大，管辖人口过多，面积在3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有8个，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有9个。除香港和澳门特区外的32个省级行政区平均下辖89个县级行政单位，其中有16个下辖100个以上的县级行政单位。如果实行“省直管县”后，大省和小省管辖的县差别会很大。尤其是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大省来说当前四级政府能够保证政府的社会动员效率，进而也使政府能够借助强大的行政执行力去顺利实现各种社会管理目标和应对复杂的突发事件。而如果将政府级次改设为三个级次，政府纵向密度将下降，极可能造成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失效，进而会严重威胁中国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 （三）浙江模式和海南模式说明，行政层级减少也未必能够提高行政效率 浙江的成功经验似乎表明其能成为全国范围推广“省直管县”改革的一般模式，但实际上浙江模式并不太容易在全国推广。第一，浙江省有11个地级市和90个县，在数量上恰好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目前一些省的人口和县的数量过多，从而对实现“省管县”构成障碍；第二，浙江的成功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浙江省从省会杭州到各市、各县的距离较其他省、自治区较近，省级政府的行政权力作用范围相对较大；第三，浙江省在实行县财省管时选取的都是经济比较强的县，即“强县扩权”，这些强县扩权前基本上不存在财政问题，其扩权后经济发展更加快速稳定与其扩权前的良好经济态势有很大关系。浙江的地级市少，且经济实力弱小，而浙江经济的特色是从家庭工业和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起来的，县域经济的实力反而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省直管县，并下放管理权限是一个符合省情的合理选择。而中国的其他省份少有浙江这样的强县，在效仿浙江模式的基础条件上就会有所欠缺；第四，浙江省虽然在财政上“省管县”，但在行政体制上依然是“市管县”，这就极大地束缚了县级政府的自主权，也使“县财省管”打了折扣；第五，其实浙江的经验不是推行了省直管县，而是从一开始就在实行省直管县而没有实行真正的市管县体制。总之，浙江的做法有其独特的条件和环境，难以在全国推行。 同样，海南“省直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