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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写作 诗歌写作 我觉得任何时代真正能够产生意义、产生影响的诗歌写作，一定同时会和心灵、和现实发生联系，它一定是平行于心灵的发生和现实的发生的；它平行于这两者的发生的过程，成为第三种跟世界有关的见证。诗歌写作也是一个发生，它不仅仅是对现实发生、心灵发生的记录和见证。它自己就是这个发生本身。 　　诗歌与叙述文、或与其它记录性质的语言方式（比如新闻写作）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对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描述，或者事后的追述。它经常是先于事实的发生，或者当事实的发生已经完全进入遗忘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发生。借用美国诗人庞德的一个说法：诗歌是永久的新闻。或者说，诗歌是新闻中的新闻，是关于历史的新闻。很多人认为诗歌是反新闻的，那么这个反新闻指的是：比如说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媒体去报道、记录，从一大堆事件的发生中选择些东西写出来，刊登出来，然后造成一种影响或一种消费，这是一种典型的媒体写作、新闻写作。那么庞德这个关于历史的新闻和永远的新闻，指的是新闻失去它的时效性以后，依然有效。诗歌写作的当下性，其性质与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性是一致的。因此诗人有时会觉得古老久远的事物和文本，比眼前刚发生的事件、刚读到的新闻消息更为贴近，更新颖鲜活。这是我所理解的当代诗歌写作的第一个定义：它永远是同时代意义上的新闻，永远是一个发生。 　　布罗茨基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寄至威尼斯的明信片》，第一句就是为那些从未发生的事情建造一座纪念碑。他这句诗和庞德的观点异曲同工，正好在两个不同的向度上、不同的极端上，透露或界定了诗歌写作的性质。也就是说，诗歌写作是为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建造一座纪念碑，而它所描述和触及的现实则是有可能发生的，也有可能并未发生，或者将要发生、已经发生。所以，诗歌写作可能就是文学中的文学吧。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它不是直接处理现实，或者它也可以直接处理现实，但总的来讲诗歌写作不是为现实而存在的，而是为现实感而存在的。它真正关心的是关于现实感的问题。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收集整理 　　经常是这样的，我们看了那么多的新闻报道，它只是报道事件，但是在这些报道里面，最后那个现实感，我们所理解的时代的精神、时代的真正的感觉，也就是定义时代最核心的那些要素，很可能在这些报告中不管你再真实出现不了。而在诗歌写作中，它所描述的和对应的现实，很可能是一个超现实，或者是对现实的抵触和批判，甚至有可能是对现实的逃离。但是无论怎样，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它一定在写作的背后存在一个巨大的场。这个场域所笼罩的和对应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称之为现实感的东西。所以经常是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历史的编年史学家，心灵意义上的编年史学家，一定是诗人。如果不是诗人，那就是这个时代出了毛病，这个时代将在久远的历史序列中没有地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时代并不存在。这个时代发生了种种事情，有种种灾害和种种幸福，有种种不同于其它时代的特征，但是如果没有杰出的诗人把它升华为一种可以跟这个时代的深度现实相对应的现实感的话，那么从心灵编年史上讲，这个时代是不存在的。 　　当然在古代，我们经常认为诗人是时代、人类事物的命名者，是一个带有精神巫师、精神立法者性质的历史角色。比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上古时代的西方历史，起源可能就是《荷马史诗》，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史（我指的是心灵的历史），最重要的发明者，我们所能了解的中世纪或者上古时代的最重要的文本的来源，一定就是《荷马史诗》和但丁的《神曲》，以及英语世界的莎士比亚。还有二十世纪的几个重要的诗人，比如叶芝，比如保罗？策兰，后者是大屠杀以后德语浓缩过程的一个见证。词语怎么浓缩成像石头和矿物一样既沉重、又黑暗的那样一种存在，那样一种发生学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保罗？策兰的诗歌文本里感觉到这些东西，这一切是和大屠杀有关的、跟反犹主义、也跟反法西斯意识形态有关的人类精神的见证史。我觉得保罗？策兰在这方面提供的力量和现实感，在其他任何关于大屠杀的叙述和报道中都不可能出现，这在整个二十世纪是无人能及的。 　　如果我们回到汉语的历史，关于中国古代，最本质、最核心的认识，我们会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山谷、辛弃疾等杰出的诗人那里得到。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诗歌文本，我们获得很多认识和种种心灵的感悟，包括我们的文化修养、我们的心灵结构、我们对现实的认知等等，这一切构成我们之所以是一个中国人的传统和来源。当然这个名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线索、个人趣味，做一些扩大、压缩或调整。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文化记忆，甚至我们的现实感，都可以从这些诗人的写作中得来，因为他们的诗歌是同时和现实、和历史贯通的。 　　大家都知道，历史只不过是现实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我们是通过对历史的追踪和重新认识来界定我们对当下、对现实的感触的。如果更广义地来讲，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