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层治理机制是保平易近生促调和的动力源泉.doc

基层治理机制是保民生促和谐的动力源泉 采访对象：陈红太，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助理。 【网上论坛】 10:27 陈红太：对于新型村级治理是否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我认为它的最重要的推广价值，主要不在于“村民议事会”这样一种新创的村民自治组织形式，而在于这种新型的组织构架下形成的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主要应把握以下四个要点：一是村级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建设不是孤立的，要与经济社会发展与村民的权利保障和参与需要相适应，要从科学发展中把握村级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建设的定位和取向。二是村级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建设要紧紧围绕如何优化配置党的领导和村民当家作主的关系而展开。真正实现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三是要大力鼓励和支持村民创造和地方党委的有效执政相结合。大力提倡“创新优先”和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支持基层和地方的各种有益于科学发展和村社自治的实践创造和制度创新，并给予带头改革者以最大的包容与奖励。四是要从“村民议事会”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中得到启发和引导。与全国其他地方和基层的创新个案相比，“村民议事会”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优势有四个方面：使村民议事常态化；充分发挥了乡村精英人物的权威资源；村级治理的组织架构更加科学合理；决策和监督成本比较低。尤其是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难于发生作用或实际上已经失去效能的村社，这种组织形式弥补了村民自治的决策和监督主体缺位的问题，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倡的“村民议事”民主决策实践落实到了具体的制度操作层面。 10:23 陈红太：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构成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结合自己的实际、探索市场经济建设以及社会政治建设的具体实现形式。所以，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和发展，我国在珠三角、长三角、西三角等地已经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政治建设的模式。我在成都调研时强烈的感受到，成都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一体化的实践，在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和科学发展观的结合上探索出了新路，成都的经验对于我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如何实现快速和科学发展，提供了可供参鉴的发展典型和经验样本。 10:22 记者： 关于成都统筹城乡的实践，曾有一个很精辟的点评：从空间上，哪怕一个城一个乡，都从内容上包括了统筹城乡的所有工作。同理，是否可以说，哪怕只是成都一地，也可以包括全国各地可能面临的所有难题。成都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对全国来说有具有哪些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 10:18 陈红太：我认为成都市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形成有两点特别需要着重强调：一是成都市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形成，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催生的政治建设的一次新的飞跃。过去成都市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也进行了许多实践和制度创新，如新都区从2003年试行到现在已经普遍铺开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制度化的民主测评乡镇村领导干部和“三会”开放等等。这些制度创新在乡镇一级初步解决了党委和政府如何民主执政问题，主要领导干部把对上与对下负责相结合，民主监督也有了实效和制度化的载体，党的领导和执政机制向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转变有了初步的基础。但这些创新主要限于单纯的“政治领域”，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关联度不是十分密切。现在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催生的一种政治建设制度创新，是社会公正和科学发展观引领下新的政治建设实践创新，是城乡市场化、社会公正化带来的必然要求——治理的民主化。这就不是单一的政治领域的问题，而是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带来的客观需要，带有发展的必然性，因而也有可持续性和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二是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形成，是村民创造与党委领导的有效执政相结合。村民的创造和党委的组织化推动，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尤其是党委的及时发现、高度重视、总结概括、政策推广，是决定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最终能否形成制度化的最根本性的因素。中国各地基层制度创新的普遍规律是，并不是任何一种带有普适性的基层制度创新都能够得到上级的支持、总结、试点和推广。这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的党组织相关负责机关是否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创新意识，是否愿意为探索性的制度创新承担风险和责任。在许多地方，新一任领导上任后，由于政绩冲动，都想在前任的创新之外搞出点自己的花样来，而这些花样不一定是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必然的现实需求。于是“人存政存，人走政息”的事情就发生了。在当代中国，制度创新和可持续以至制度的推广和普适化，说到底仍然取决于上级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者的态度，领导者的优劣常常决定制度创新的效用以及是否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