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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大众参与和精英统治的结合 ——约翰·密尔民主理论述评 　　 　　当代西方学者在讨论民主理论时，常常使用“古典民主理论”这一术语。不过，在多数学者那里，“古典民主理论”并非指谓古希腊时期的民主理论[1]，而是指以卢梭和约翰·密尔为代表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民主理论。[2]卢梭和密尔被尊为西方民主理论最重要的先驱者。他们从不同的哲学角度论证了民主的优越性，并提出不同的民主模式。他们的学说奠定了西方近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 　　对卢梭的民主思想，国内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故有所评介。但密尔的民主理论则长期被冷落，论者寥寥。这一方面反映了学术界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密尔政治思想的贬抑态度。 　　实际上，密尔的民主学说在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密尔是西方最早系统阐述民主理论的思想家之一，而且也表现在，密尔所提出的民主模式，即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在西方近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3]在某种意义上，密尔的民主学说既包含了西方近现代民主学说的基本内涵，也展示了西方近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 　　鉴于此，本文拟对密尔民主理论的主要方面作一简要评述。首先，本文将探讨密尔对民主的论证，阐述密尔如何从保护与教育功能出发论证民主的合理性并批评专制制度。第二，本文将分析密尔关于理想的代议制政府的设计，特别是关于大众参与和精英统治结合的原则；最后，本文将剖析密尔关于民主条件的分析。￡ 　　 　　一、代议制政府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中，对民主制度的论证有两种不同的哲学基础。其一是以“权利”（rights）为基础论证民主，其二是以功利（utility）为基础论证民主。 　　权利学派在讨论政府形式时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从权利出发论证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论证民主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4]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卢梭。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基础是天赋人权的学说。卢梭声称，“人是生而自由的”，就人性而言，“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任何违背个人自主原则而确立的政治权力都是非法的权力。非法权力可以迫使人民服从，但它并不构成权利，人们对它并没有服从的义务。合法权力的基础只能是体现所有人自由和自主的社会契约。根据这一契约，“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的集体”，人们服从集体的公意，实质上等于服从自己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既在政治共同体中生活，又是完全自由、自主的。[5] 　　与卢梭不同，密尔论证民主的方法是功利主义的。这就是说，密尔不诉诸任何先验的、抽象的人权理论，而仅仅求诸功利，即以民主制度可能产生的有益后果来论证民主制的优越性。 　　为了论证民主制的优越性，密尔首先设定了判断政府优劣的基本标准：第一，?该类政府是否保护公民的利益从而保护社会的福祉。第二，该类政府形式是否能够“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6]前一个标准通常被称为“保护性功能”的标准，后一个标准则被称为“教育性功能”的标准。 　　从民主的保护性功能阐释民主制的优越性一直是功利主义的主要论证方法。早期的功利主义者边沁、詹姆士·密尔等便是从保护共同利益的角度论证民主制的合理性。在《关于政府的论文》中，詹姆士·密尔强调，人的本性决定了个人必然毫无限制地追求自己的快乐。鉴于此，如果不加限制，统治者必然会利用权力追求自身的利益，罔顾被统治者的利益。只有扩大选举权，让范围广泛的公民选举代议员，并赋予这些代议员控制行政部门的权力，才可能有效地制约统治者，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认同。[7] 　　约翰·密尔在阐述民主的保护性功能时，基本沿袭了早期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他指出，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存在一条“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适用性的原则”，这就是，“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捍卫它们时，才可免于被忽视。”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是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唯一可靠保卫者”[8] 　　密尔从个人行为的动机与知识两方面来论证这条原则。从动机上讲，密尔指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通常总是爱自己胜于爱别人，爱和自己接近的人胜于爱较疏远的人。”[9]基于人的这种本性，一个人或阶级如果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必然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专横跋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密尔指出，权力腐蚀人是一条“普遍规律”。[10]从知识的角度讲，密尔指出，“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而且也是理解最深的人。[11]一个人即使真诚地希望保护他人的利益，他对他人利益的感觉与理解也只能是间接的，有时甚至是不准确的。密尔以英国当时议会的构成为例，指出议会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是有产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被排除在对政府的一切直接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