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典范对秘书工作的提升.docVIP

中国传统道德典范对秘书工作的提升 任何一种职业都有其自身道德规范，秘书工作同样如此。虽然秘书职业道德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受到该项工作的辅助性、从属性、繁琐性、艰苦性等根本特点的影响，秘书的职业道德还是集中表现在热爱工作、淡泊名利、谦虚待人等要求上。从中国传统道德典范的角度加以透析，我们不难发现，秘书的这些职业道德完全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形态———传统美学精神上找到思想根源，换句话说，用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来铸造秘书职业道德，不仅存在现实依据，而且具有境界提升、精神升华的意义。 热爱工作是任何一项工作必须遵守的第一职业道德。它具体表现为强烈的工作热情、积极的创新精神、甘于平凡的踏实作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形态———儒家思想一直以强烈的积极“入世”精神著称，这种“入世”进取精神可以看作是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强烈的事业心、积极的进取心成为无数有志之士迈向成功、实现理想的兴奋剂。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上，人们一直敬重那些在强烈事业心的驱使下奋发有为的人。 秘书工作的成果具有潜隐性的特征，它通常把秘书个体或秘书班子集体的劳动成果以领导或所属组织的名义公之于众，而创造的主体往往只能扮演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这就必然产生强烈的事业心与幕后无名的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但是，默默无闻并不代表事业无成就，秘书工作存在的意义与任何一个显赫的事业是一样的；秘书工作的性质具有辅助性，但是，辅助领导工作并不代表个体价值的泯灭，从一定意义上讲，秘书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领导工作的成败，实际上秘书在间接地履行着一个管理集体的重要职责，尤其是领导人身边的秘书。因此，对秘书人员灌输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为追求理想而忘我的思想，是其出色完成工作的前提。只有强烈的事业感、成就感、荣誉感，才能够很好地激发秘书的工作热情，有利于秘书工作效率的提高。 然而，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错误地把工作的默默无闻与强烈的事业心对立起来。过分渲染秘书工作的服从性、从属性，不敢张扬秘书人员的成就感、事业感，把创造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的秘书工作看作毫无个人成就的唯上是从。这种培养封建奴仆式甚至奴才式的秘书观念，既是对人格独立的压抑，更是对秘书工作的扭曲。实际上，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事业心、进取心，可以表现为对平凡的执著与认真。平凡绝不等于平庸，它既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事业，同时，也因为坚守平凡、踏实务实而显示出自身的高贵。儒家精神是一种务实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质是指个体对社会采取一种积极昂扬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消极逃避的隐士之风；是一种注重过程的实践，而不是浮华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事业心不仅是一种对工作成就感的认可，也是一种永不言弃、永不服输的精神。儒家精神的领袖人物孔子正是凭借对事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和顽强，为后人谱写了一曲热爱事业的赞歌。秘书工作者同样需要拥有如此强烈而执著的事业心和进取心，素养技能惟其如此，才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秘书事业。 秘书的权力虽然有限，但是由于他们和领导有特殊的关系，因此用权和用权的渠道、方式都极为方便，所以对秘书职业道德的要求就是能够不为私欲所动，不仅保持自身的廉洁自律，还要提醒领导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用传统道德典范来说，就是不在金钱权力的引诱下丧失气节，始终以“礼”、“义”的理性来抑制原始欲望的冲动，从而达到重义轻利的高尚境界。 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对安逸生活的渴望是人性的本真与必然。孔子坚决承认人类追求物欲的合理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可见，传统美德思想并不排斥人类生理本能的必然规律，相反，认为追求财富是正常的、合理的，但是，必须清楚所追求的财富利欲是否符合社会道德价值标准，换句话说，在金钱富贵、物质享受的问题上，关键不在于财富能不能要，而是如何要。同样，对于秘书来说，要求他们具有廉洁自律、不计报酬的道德修养并不是让他们不食人间烟火，私欲贪婪和获得正常的工资报酬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人类又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具有区别于动物的文化特性和社会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的，不能仅仅为了满足生理性的需求而活着，应该具有思想、理性和灵魂。那么，当利欲与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人类应该如何选择呢？传统道德典范突出人类社会性中精神品质对世俗功利的摆脱与纠缠，强调不能因为陷入物质感官的享受而失去本该获得的自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这并非说“利”是卑贱的“，义”是高尚的，而是说当“利”和“义”发生冲突时，品德高尚的人应该重义轻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思想把那些明白大义的人称为品德高尚的“君子”，把那些只追求私利的人看作道德缺失的“小人”。放弃物质的诱惑而选择正义之途固然能体现个体品德的高尚，但这还不是最完美的德行，因为与人类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