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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陵蕃酋像的几个相关问题 　　摘 要：唐代帝陵陵园内设置蕃酋像当始于太宗昭陵。此类形象设置均应对应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型，只是当时标记的文字信息现多已漫灭，作为显示重要特征的头部也基本无存，故对其身份的判断造成了巨大的阻碍。本文将根据已出土的石刻本身，对唐陵蕃酋殿内石刻服饰出现的近似性、手势变化、引领形象等作出分析，希望能够进一步丰富这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袍服；手势；引领形象；排列 唐陵蕃酋像通常可以通过石刻头部的五官、佩饰、冠帽及发辫的样式，再结合所着服饰来辨别族属，但其头颈部历经千年基本损失殆尽。现在已发现的唐陵蕃酋像头部较完整保存下来的有：昭陵1件（现存昭陵博物馆）、乾陵2件（现存乾陵西侧蕃酋殿）、泰陵1件（现存泰陵文管所）、崇陵1件（现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宋陵神道上也设置有客使形象，且多数保存完整，可以为唐陵蕃酋像缺失的头部提供一定的参考，但宋陵客使像设置的位置与唐陵不同，其放置于神道两侧石刻序列的中部（即文武官南侧），体量略小于文武形象；在南门外置一对武士像，这在唐陵中也有发现；[1]南门内至陵台之间设置有宫人像。唐陵蕃酋像除头部以外能够第一时间引发思考的便是石刻形象的服饰和最直接体现礼仪的手部 首先说服饰，它主要指袍服本身、带饰，还应包括鞋靴及裤裙。笔者在统计此类已出土的石刻形象时，发现右衽团领窄袖袍服的在总数中所占最多，且差异不大。这类袍服的领口呈闭合后的团领和打开后的翻领两种造型。团领时常于右侧领边处刻画一枚圆形领扣；翻领时则常在靠近外翻的领角处刻画扣、扣结及类似装饰。桥陵文管所内保存有1件头部缺失的蕃酋像上半身，所着团领右侧圆形领扣刻画得十分清晰。乾陵61件蕃酋像多数穿着无鲜明差别的窄袖团领或翻领袍服，唯头部和带饰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其中多数为右衽团领，少数为左衽（东侧2件，西侧9件），鲜见翻领形象。少数穿着左衽宽袖或窄袖袍、右袒衣、斗篷等具有鲜明外族特征的服饰。根据唐代史料中关于诸国服饰的记载，因其所处维度和从事农牧的不同，着装习俗多不类当时的中国，而且各异，所以才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太宗诏阎立本画《外国图》和贞观三年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2] 史料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袍带的赏赐和相关制度的记载：开元十八年，吐蕃使臣悉猎来长安“（帝）甚礼之，赐紫金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3]可见，这些前来朝见的各国使臣常会得到唐朝皇帝的此类赏赐，袍带和鱼袋都在其中。这或许是唐陵蕃酋像许多穿着十分相似的一部分原因。此外，从众多已出土的唐代胡人俑和壁画中各类人物的穿着，也能看到这种团领窄袖袍服在当时的中国和周边地区都十分流行常见。“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一切通用。”[4]处于唐王朝西面丝绸之路上诸国的着装，现可以从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高昌、回鹘供养人（榆林窟第39窟）等形象看到，其相貌、冠、袍身的纹饰各具特色，袍服样式又同为团领窄袖袍。而明显受到唐朝服饰制度影响的主要为东北亚的渤海、新罗――贞观二十二年，新罗“因请改章服，从中国制，内出珍服赐之”。[5]唐陵蕃酋像中还有多种其他样式的服饰形象，从昭陵到中晚唐诸陵。张建林先生《腰刀与发辫――唐陵陵园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6]中将明显有别于团领窄袖袍服的服饰划分为三类，笔者认同其划分：第一，体现佛教影响的着装。右袒式，如昭陵第11；泰陵文管所存有1件；崇陵第12（西侧）、21（东侧）、25（东侧），而第11（西侧）为佛教通肩式着装。第二，外披斗篷。端陵东西各出土2件，皆跣足。第三，褒衣博带，脚穿高头履。此类见于昭陵、乾陵、崇陵 其次说手势。昭陵残存的12件蕃酋像中可见5件翻领形象，并且12件中多数为左衽，手势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并无统一的礼制体现。根据其阐扬先帝徽烈、以旌武功的设置目的可知，其表现的应是皇帝生前朝堂之场景，但又为突显其政治影响的广大而有意不同。乾陵蕃酋像中，绝对多数双手合握于胸前，在手部顶面中间凿刻有长方形槽，原本应当插置有笏。除少数上身缺失无法判断外，明显不同的仅东侧最后一排1件左手于前握弓的形象；东侧第11着左衽交领袍服，腰间束带织物材质，于正前处打结的形象。而持笏的手部造型又有多种样式的呈现：第一，右手上左手下，如西侧第7。第二，左手包握右手持笏，如东侧第8、西侧第1。第三，右手包握左手持笏，如东侧第7、9、16～19、21～24；西侧第5。第四，左手上右手下，如东侧第3。第五，不露手部持笏，如东侧第25、26 关于引领形象的学术关注始于乾陵章怀太子墓墓道东西壁之客使图，其绘制年代最早为神龙二年（706年）以雍王礼陪葬乾陵的中宗时期，画中除了六位外国使臣的着装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