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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略论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梁建增 《新闻战线》 ( 2007-11-10 第11期 ) 【字号 大 小】【打印】【关闭】 　2007年3月，一则“香蕉致癌”的传言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而部分新闻媒体不假思索、以讹传讹、盲目跟风和推波助澜，更是大大加速了这一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另一方面又使这个传言加上了真实和权威的帽子，大大提高了其杀伤力，致使海南省的蕉农损失惨重，而消费者也陷于恐慌之中。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公众舆论的焦点转向了“责任”——“蕉癌事件”拷问媒体社会责任、“蕉癌事件”是否该向媒体问责，等等。而半年之后，一则“纸馅包子”的虚假电视新闻，在社会上掀起了更为巨大的波澜，其影响甚至广泛散播于海外。这一事件不仅为国外所谓中国食品安全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加剧了矛盾，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海南“蕉癌事件”和“包子事件”虽然暴露出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但也的确集中投射出了一个隐藏在背后的重大问题：那就是新闻媒体如何看待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所以，透过这两个极端而又典型的事件，作为新闻媒体，的确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所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并且在认清责任的基础上，总结并且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践行与落实责任的思想和制度保证。 　新闻媒体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社会责任 　诚然，新闻媒体享有着采访权、报道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权力，公众也有着知情权和不受侵害权。但新闻媒体该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媒体承担的与之相应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呢？ 　在一个文明和健全的社会中，权力和责任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是采用率极高的关键词。权力和责任是彼此相伴而生并且相承而行的，不负担责任的权力是极端危险的，没有权力的责任则是不牢靠的，这是周知的浅显道理。社会中的个体的人、个体的组织，概莫如此。 　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独特的社会组织，同样拥有着独特的权利，所谓“第三力量”、“无冕之王”等等的形容或称谓，大致就是这样的指向。现代新闻传播理论对于媒体的权利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当然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使用的词汇是“权力”，不过实际上，权力与权利基本上是分不开的。新闻媒体的权力被认为有三个方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通过这样三个方面的权力，通过媒体自身握有的、看似先天的话语权，通过自身握有的舆论和传播工具，新闻媒体成为了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组织。并且，新闻媒体通过这些重要的、并且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权力而“获利”。 　新闻媒体在行使自己采访、报道、监督的权力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其自身所掌握的话语权真的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尽管新闻媒体相对有其特殊性，但它也不可能离开社会制度的环境、离开政党与群众的要求而单独存在，它的权力更不可能游离于这样的大背景以外或凌驾于社会普遍利益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媒体的话语权来自于它所代表的政党集团或社会阶层，换句话说，是这样的政党集团或社会阶层赋予了新闻媒体的话语权。 　媒体体制或其存在制度决定了媒体的性质，而媒体性质又决定着媒体的社会功能，也就是主要的社会责任。一般说来，西方媒体制度或将媒体看作是“社会公器”，将之看作“一种公共舆论的载体”，“发挥着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同时也是民众意见的讲坛”；或以私营方式为主体，追逐利润，“为公众提供信息消费和文化娱乐商品”。中国媒体机制则是媒体作为执政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发挥宣传政治观点、引导社会舆论、动员人民群众、教化普通百姓的作用。 　新闻媒体的责任，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当中，都是一个严肃的、不能回避的课题。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闻媒体的功能在持续扩大，作用不断显现，自身的诉求也与日俱增，但是媒体绝非媒体自己的媒体，乃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媒体，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重大，这都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媒介即是信息，而信息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尽管新闻媒体是本着客观中立的角度和态度去报道事实、传播信息，但其引导舆论、传授知识、教化民众、弘扬正义、捍卫真理、构建文明的信息内涵，决定了媒体不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承担着责任并通过报道履行着责任。即是说，无论大众媒介置身于怎样的社会中，它们都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且每种媒介都要对依赖它们而获知信息的公众、团体负责。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联系党和群众利益的桥梁和纽带的中国新闻媒体，其权力来自于党和人民的赋予，离开这一根本，一切权与利都是奢谈。不对民族和社会利益负责的权和利，也背离了责权利相对应的基本原则，更背离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权力赋予的初衷。 　政府组织也好，新闻媒体也罢，滥用权力都将会极大地破坏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制度当然是制约权力的第一手段，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