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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阻断了烟草业的大市场之路 前不久，国家烟草专卖局姜成康局长在河北考察时指出，必须认真克服非市场因素，坚定不移地走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之路，努力提高适应市场的能力，提高市场化水平。数年前，中国烟草业早提出了“大市场、大品牌、大企业”的发展思路，可几年过去了，中国烟草业仍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大市场”的梦依然是梦。 垄断的背后是垄断利益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第一烟草大国。但是，中国烟草业大而不强是不争的事实。据业内统计，中国烟草出口总量占全世界份额的3.5%，卷烟出口总量只占1.8%，而且产品质量结构和品牌结构也与烟草大国身份很不相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言以蔽之：垄断。 我国烟草专卖的形成与国家财政状况有关，烟草业每年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提供了1000多亿元的税利，并且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中国烟草已连续15年创税排名在全国之首。这就是烟草垄断最大的理由。烟草对国家财政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我国财政实力还不够强大的今天，谁也不敢轻言改动烟草专卖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似乎认为，烟草业的垄断是“天然合理”的。 烟草专卖体制在为国家提供大量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为烟草行业和地方政府带来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长期以来，烟草专卖系统都是“二合一”甚至“三合一”的体制，即烟厂、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三位一体，掌握着本地市场的生杀大权。这很自然地烟草专卖机构利用垄断权力，大肆营私。 按照《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局是专司烟草专卖管理的政府部门，各地的国有烟草公司是当地经营卷烟批发业务的惟一合法主体。烟草经营业户，必须在当地烟草公司进货，并接受监督管理，否则就是“非法渠道进货”。按照规定，非法渠道进货，烟草专卖部门给予5%到10%的罚款。但除非假烟，包括走私烟，处罚后都可以继续销售。然而现实中，很少有按照规定处理的。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了10多年烟草局稽查队队长的“内部人”称，“抓住就没收，都是这么干的。” 沈阳一个区烟草专卖局的局长透露，他们每年罚没所得和地方财政的分成比例是8∶2。如果上缴罚没款100万，财政返还他们80万。这些钱用来奖励举报人、线人和执法人员，剩下的全体职工做奖金分配。这位局长毫不隐瞒地讲，他每年合法的收入是10多万元。他的收入由几部分构成:每月基础工资是2500元。每月按照个人系数发奖金，他是局长，系数最高，达到1.5。年终根据销售指标完成情况的奖励，一般能发几万元。他们局所罚没的卷烟款上缴财政后，将返还八成。他承认这是一笔收入。每次大家都会按照系数分配。 另据报道，2001年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结果显示，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名列前茅，烟草加工业以其月人均收入4461元最高，而全市月人均工资为1693元。 从事烟草民营化研究的周阳敏博士认为，《烟草专卖法》的立法宗旨在于保证烟草这一与国民身体健康及国家财政收入高度相关联的产业的国家绝对控制地位。而烟草行业内部一些人却把它当成一部管理别人而非律己的法律。一位对垄断行业多有研究的人士甚至认为，烟草行业的少数人正是靠山吃山，靠着国家给予的垄断地位，吃垄断资源带来的丰厚利润，形成了腐败。 另外烟草一直是各地方政府的财税大户，受利益驱动，地方政府尽可能地拒绝外烟进入，实行地方保护。 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烟草的税种大致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两类:地方税名目有农业特产税、城建税、营业税以及教育附加等。中央税包括消费税、所得税和增值税，其中后边两个税种现在为中央和地方共享。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转型转移支付三大块构成对地方财政的补助支出。就烟草税来说，以1993年收支基数作为考核，完成的才能保证中央给予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而新增的转移支付则依据当年地方消费税与增值税的增长而定。对改革的具体操作方式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认为,卷烟消费税是在哪里生产就在哪里缴纳，地方政府肯定不希望外地卷烟进入本地市场。烟草消费税大约占到了烟草全部税收的2/3，更成为地方政府争夺的目标。卷烟工业高额的税收对地方财政作出的巨大贡献，必然导致地方保护。 烟草业巨大的垄断成本 烟草业内人士曾有个说法:把烟草企业做到30万箱容易，60万箱则很难。据了解，“难”在地方封锁，地方封锁是企业做大做强的瓶颈。从2002年的统计数字可见:国烟单一品牌销量第一的“白沙”为85.4万箱，第二“红河”为82万箱，第三“红梅”为60万箱。与此对比，世界前三位的菲莫、英美烟草、日本烟草年销量都在千万箱以上，“万宝路”的销量也在900万箱以上。数据表明，到2002年底，中国有烟企123家（包括3家合资企业），其中产量在10万箱以下的有36家，10万到30万箱的35家，30万到60万箱以上的共52家。10万箱以下小烟厂占到1/4强。有关部门对106家烟厂进行统计后发现，销售利润率低于5％的达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