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某某受贿案二审辩护词.doc

邵某某受贿案二审辩护词 ~$某受贿案二审辩护词.doc 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邵某某亲属委托，指派我为邵某某受贿一案第二审辩护人，今天出庭为邵某某辩护。 通过二审法庭今天的再次审理，我认为：本案证据明显不实，主要事实尚不清楚。现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受贿犯罪数额不大，情节较轻，且属投案自首，又系当庭认罪，依法应予从轻减轻处罚。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过重，依法应予撤销改判。 现在，我们为上诉人邵某某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二审法庭合议时参考： 一、一审判决无确凿依据。 从三次开庭查证看，本案证据主要是两类： 一是被告人供述： 在本案审查起诉时，邵某某第一次见到公诉人即告知，他在侦查阶段供述材料不是事实。在一审法庭开庭审理前，邵某某又向法庭提交了《我的被询问经过》的书面情况反映材料，并当庭陈述了他在侦查阶段被刑讯逼供、诱供的具体情况。但公诉方对邵某某侦查阶段供述证据的合法性，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刑诉法和两院三部关于排除非法证据司法解释规定，本案上诉人侦查阶段供述因不具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二是证人证言： 卷宗材料显示，本案证人证言大都是依邵某某供述线索按图索骥，只搜集了对被告不利的有罪证言，而知道相关情况，可以证明有关事实的单位同事、领导及其他当事人证言，却没有全面收集。这是其一。 其二、邵某某无奈所做的供述，办案人员本身并不相信，起诉意见书也只挑选了其中一小部分，但几乎所有证人证言都奇怪地复制了邵某某的被迫供述。 其三、证人作为行贿方当事人，有的构成犯罪，有的行为违法，他们是在这一特定情况下，接受办案人员调查取证的，他们只得明哲保身，应付敷衍。具体证言基本不实：①杨x、金x证言不仅前后矛盾、互相矛盾，更与其他证据大相径庭; ②孙x、李x、江x、黄x、胡x、朱x、章x、魏x作为直接行贿人，却讲不清给邵送钱、卡的时间、地点；③江x、胡x、章x、讲不清具体的请托事项，不知为什么送钱；④孙、黄x、魏x把邵说得神乎其神，无所不能，可以随便给他们项目或利益；⑤李x、朱x称是为单位利益，却用个人工资送钱、买卡；⑥郭x、胡x称钱是公款支出，但数额记不清了，要求以单位业务支出财务凭证为据，完全似是而非。证人证言中如此问题还有很多。 这样的证人证言能作为认定邵旌受贿事实的依据吗？ 其四、辩护人在一审开庭前提出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请求，法庭依法传唤了部分证人，但两次开庭没有一个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质询并与邵对质，作为定案重要依据的证人证言无法被查实。因此，按照刑诉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本案证人证言也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案件犯罪事实和情节是要靠证据“排”出来的，案件的处理应当具有相对确实、充分证据。本案的证据情况明显不好，既有来源不合法情况，又大都不确实，无法得出必然的、唯一的结论。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邵某某收转的30万元性质不明不能认定是其个人受贿。 上诉人认可他收转了严x等人的汇款30万元，但否认是自己受贿。此款究竟来自何处，资金性质，真实用途、归于何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 邵供述：钱是打到他妻子的投资伙伴账户的，什么银行、什么账号、谁打的钱、具体打了几次钱、打了多少钱他都不清楚。他不记得杨x名字，也不知道金x、严x是谁，更未见过面或有过联系，但邵清楚一点，就是“知道这个钱不是我的”（原卷41页），邵妻也证实“反正不是我的钱”（原卷第1页）。 杨x证言称：2008年为向电厂供应产品，他找过邵但没能进入，后是通过招标供应产品的。公司供应电厂的产品是“杀菌剂”。他每年都因此到电厂一两次，拜会邵时带几条烟，从未给过钱，也未安排过给钱。但听说业务员金x每年都给邵旌几万元钱，两年总共23.5万元。他又说这钱是金x个人的业务提成，金何时给钱、给几次、给多少，从未与他沟通过。金x是得知检察院要找她时，才提前与他通气的。 金x称：她并不是三明公司业务员，也不是做“杀菌剂”生意，她只是挂靠三明公司，做自己的“水处理剂”业务。她与邵某某不认识更未见过面，是她在电话里提出送钱，邵同意了用短信发的账号。她先说是挂靠常州公司做自己宁波生意，后又称拿了常州三明公司提成；先说是自己存的现金，后称是严x帮助拿出现金垫存的；先说三次23.5万元，后经追问又说是四次30万元。 显然，杨x、金x是作伪证。 邵某某受贿30万元是本案关键事实，但一审起诉和判决连最起码的这是谁的钱，究竟是公司的钱还是个人的钱都未查实，更何谈查明它的性质、用途及最终去向。案件侦查没有取得金x与三明公司有否劳动关系或挂靠协议证据；没有三明公司支付金x业务提成的原始财务凭证；没有必须支付巨额款项给邵某某的必要性、可信性的其它相关证据；没有金x与邵互相通话或短信往来账单记录；没有这30万元去向或真正收款人的任何直接或间接证据。这些必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