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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财政战略调整 　　新财政战略主要是降低宏观税负和维持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格局大体不变，中央政府上收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凡不符合这一新财政战略的政策应该重新研究 自从习总书记提出“新常态”以后，就相当于一项改革动员令。各项经济战略开始调整 比如，投资领域，依靠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的战略已经被废弃;对外经济贸易领域，加工贸易换取低收益外国金融资产的战略已经被“一带一路”战略所替代;在外汇领域，已经转化为贸易顺差和投资逆差的新格局;房地产领域，用为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解决基本住房的战略替代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战略;等等。这些调整正在逐步地实现 财政战略当然是整体宏观经济战略中的一个重点。最主要的是两个： 其一是国家与企业和居民的关系;其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三年多的时间证明这个领域战略的调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存在多年的争论 在1994年实施新税制和分税制时，全社会对这两个问题形成高度的共识：在国家与企业和居民的关系上，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当然，同时就是缩小企业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提高中央财政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当然，同时就是缩小地方财政占政府收入的比重。 （一） 到2000年，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歧开始出现。时任财政部长仍然主张继续提高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而时任税务总局局长主张不再提高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而是对税制做有增有减的调整。由于税务局征收效率的提高，在税制上，虽然增税的措施规模小，减税的措施规模大，但总体上，宏观税负水平一直维持基本稳定，并没有由于减税规模大而下降 这种局面一直到第二阶段营改增才引发新的争论。从上海2012年试点营改增开始，一直到2015年，营改增减税数以千亿元计，因为税务征收率提高，还有一些增税的措施，宏观税负水平还可以保持基本稳定。当营改增进入第二阶段，宏观税负水平是否保持稳定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学术界除个别专家外，没有专家主张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了，大部分专家的主张就分为两种：稳定和降低 实际上，从十八大以后，若干次重要会议对宏观税负水平对提高、稳定、降低的选择都是稳定。2015年底我国开始启动供给侧改革，降成本是主要内容之一。企业界对此期望值很高。当建筑业、不动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要实施营改增时，一次性减税规模有5000亿元左右。2016年初又降低社保费缴费率5个百分点，大约1200亿元左右。这已经使稳定宏观税负水平的战略遇到挑战 多年来，一些专家认为宏观税负水平不高，因此反对另一些专家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的建议，一些媒体也介入争论，支持认为宏观税负水平不高的主张 但是，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实施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减税5000亿元的营改增要不要出台？减费1200亿元的降低社保缴费率要不要出台？继续降低社保缴费率的决策要不要实施？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要不要制定出台？这一系列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决策和宏观税负水平不高，稳定宏观税负的战略形成两难选择：或者，坚持宏观税负水平不高的判断，坚持稳定宏观税负的战略，取消营改增和降低社保缴费率等供给侧改革中降低企业成本的决策;或者，坚持实施营改增和降低社保缴费率等供给侧改革中降低企业成本的决策，接受宏观税负水平偏高的判断，把稳定宏观税负的战略调整为降低宏观税负战略。这个两难选择从十八大以后就逐渐尖锐化，最后在2016年7月政治局会议做出对策：降低宏观税负 实际上，十八大以后，包括在准备三中全会决议的讨论过程中，稳定宏观税负和降低宏观税负的两种战略主张就存在尖锐的争论，企业界要求降低税费负担的呼声就很高，只不过表现没有学术界那么明显罢了。而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总体战略调整把降成本列为主要内容之一，已经意味着稳定宏观税负的战略不会继续实施了，只是没有正式明确而已 2016年7月，政治局讨论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正式明确财政战略之一的稳定宏观税负调整为降低宏观税负。一般来说，这样的重大战略调整都是在中央全会或者每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出的，年中的会议讨论半年的工作做出这样重大的战略调整是不多见的。其实，供给侧改革的新战略出台必然包括降低宏观税负的内容，政治局的决议不过是给对此还有疑问的专家们一个明确的信号 降低宏观税负水平是关系政府收入总量的问题，同时需要关注的是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有几项重要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已经付诸实施。比如，部署在2020年以前消除按照我国标准的贫困人口;部署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降低社保缴费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军队改革裁减机关人员30万;等等 这些单项的措施已经表现出财政支出战略的调整动向：降低政府行政支出比重，增加民生支出比重。目前，我国依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