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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轨，在同时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中国的转轨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迅速，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制度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市场替代了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成功跨越到工业化时代，并朝后工业化时代迈进 在如此显著成就的影响下，经济学界也展开了诸多的学术研究，旨在剖析“中国模式”背后的核心要素。早期的研究大多从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入手，认为中国之所以改革成功，是因为“把价格搞对”了，中国的制度建设是其经济增长的源泉，例如中国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产品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参照了成熟经济体的经验，看上去只是把西方的制度移植到中国而已 但是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在改革初期，对于“休克疗法”和“渐进式改革”是有争议的，决策层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改革蓝图，什么领域优先改革、如何改革都是难以决定的，于是乎，中央开始鼓励地方先行先试，通过“试错法”来发现改革的领域和模式，最后中央再总结改革经验，并在全国进行推广，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 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袤，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刀切”的改革模式也显然不适于一个大国，因地制宜的改革方案才是可取的，如果中央政府亲自操刀因地制宜的改革，又会面临地方的讨价还价，把权力下放给地方也是唯一的选择了 实际上，地方政府间的这种改革是诸多改革的源头，而政府间的改革又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承包制”。在农业领域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解决了困扰中国30余年的温饱问题，并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随后，决策层尝试将这种承包经验应用到其他领域，其中国企领域的承包制以失败告终，这也是学术界常常涉及的话题，但是经济学理论界却忽略了承包制在政府间改革中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鼓励一些地方先行先试，但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政策上却束手束脚，规模稍大的投资项目需要得到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批准，同时对一些投资领域和投资形式仍然存在禁忌，于是为地方政府“松绑”成为改革的先遣队 上世纪80年代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被通俗地称为“大包干”、“分灶吃饭”，虽然具体的制度细则在各地有所差异，但“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先河，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地方竞争在一个大国内部确实能够发挥各地的优势，但仅此一项并不充分构成经济增长的全部，地方竞争还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精英勾结，地方政府不仅未能成为帮助企业发展的“援助之手”，甚至可能演变为“攫取之手”，这一现象在诸多东欧转轨国家中出现过，地方政府发展为一个利益集团，争相从本地企业中攫取更多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转轨成功反而是一个特例，这得益于其给定的政治体制和中央-地方关系，中国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免制度能够对表现不力的官员进行惩罚，同时对表现优异的官员在政治上进行奖励，这种“胡萝卜加大棒”避免了地方政府成为“攫取之手”，形成了西方人所谓的“登顶比赛”（race to the top） 我负责的研究团队大概在十几年前就着手考察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和地方竞争的积极作用，并持续跟踪研究至今。这些研究成果涵盖了地方经济的很多维度，从财政、税收、政府行为到转移支付等等。在现有的研究文献里，虽然国内外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颇多，但是覆盖广泛的系统性研究非常缺乏，本书尝试呈现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架构，这个框架里最重要的是由政策和财政体制不断改革生成的激励机制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地方竞争并非一成不变，这是《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朱基也许是对的》主要讨论的问题。80年代的分权改革虽然释放了地方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地方竞争也是无序和杂乱的。中国政府间治理的模式除了鼓励“块块”之间相互竞争外，还要求“条条”之间能够上传下达，“条块”之间要能够良好互动。但是在整个80年代，“条条”几乎是完全失效的，中央将大多数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中央财政甚至不得不依赖于从地方分成，于是中央政策也无法对地方行为产生约束，地方投资一哄而上，造成了投资的混乱和财政无序。1994年由朱基主政的分税制改革无疑逆转了格局，将中央地方间的财政结构由“弱中央、强地方”逆转为“强中央、弱地方”，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的比重一跃上升至55% 不仅如此，由于分税制改革将企业税收大量上划至中央财政，例如75%的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