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主观幸福感探讨综述.doc

工作与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摘要：关于工作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从收入及收入差距、就业状况、职业状况三方面进行研究。梳理既往文献可以发现，就业状况、职业类型、单位性质的差异对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影响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职业类型就业状况 幸福是中外学者们潜心研究的主题。我国古代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孔子眼中的“乐”与“悦”是情感上的满足和满意，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古人的幸福感。Diener（1984）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综合了生活质量和心理情感两方面。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基本特点是主观性、稳定性、整体性。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情感成分与认知成分 关于工作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从收入及收入差距、就业状况、职业状况三方面进行研究 一、收入、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收入、收入差距是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因素，也是衡量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因此大量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幸福悖论”。金江、张学志分别在2007年、2008年分别针对武汉市和广东省的调查发现绝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主观幸福感均值也在上升，因此幸福悖论并不存在（金江，张奎，2011;张学志，才国伟，2011）。学者曾忠禄和张冬梅（2010）通过随机抽样和电话问卷的方式访问了1506名澳门居民，发现收入仅对澳门低收入者的幸福感有较大影响，对于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水平的人并没有显著影响。他的研究支持幸福悖论，即收入对达到一定经济水平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有限的。王鹏（2011）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型，经过计算他认为其临界点的基尼系数为0.4。大于临界点，收入差距增加导致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小于临界点，居民幸福感随着收取差距扩大而增强。也有学者关注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鲁元平和王韬（2011）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机制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二者存在显著负影响，且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影响远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 二、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一些学者从就业状况入手探讨工作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将被调查者按照有职业者、无职业者进行分类，并计算主观幸福感得分。张仁坤（2002）发现青岛市有职业者比无职业者更幸福，且差异特别显著。黄志良（2003）考虑职业因素对威海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该因素的影响显著，稳定的职业带来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近几年，学者们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曾忠禄和张冬梅（2010）发现全日制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因健康没有工作者、失业者、退休者。鲁元平和王韬（2011）将就业状态分为全职、兼职、自我雇佣、离开劳动力市场和失业五种，发现失业或离开劳动力市场两种状态下产生不幸福。陈钊（2012）等人基于上海市和深圳市的入户调查发现失业通过降低居民收入，增加居民心理焦虑程度直接降低主观幸福感，印证了罗楚亮在2002年针对全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的结论（罗楚亮，2006）。陈刚（2013）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数据发现城镇登记失业率能够明显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失业率上升1%，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不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0.01%和0.07%。赵斌和刘米娜（2013）认为工作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将工作状况分为就业、离退休、未工作过或在学三类，在仅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时，工作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就业者比失业者幸福。然而在社会资本、健康两个变量的影响下，工作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不存在影响。但是从代际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这样，伍如昕（2014）发现失业并没有对不同代际间的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三、职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李卫平针对后奥运时代北京市居民的一项调查显示，69.51%的被调查者认为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就是幸福。（李卫平，王智慧，2009）什么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呢？对此，不同的学者从职业类型、单位性质、职业群体、工作年限等角度入手分析了不同职业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职业类型与主观幸福感。李军兰和胡春梅（2013）将山西省城镇居民的职业分为机关干部、机关职员、企业管理、专业技术、私营企业主、个体商户、产业工人、商业服务、农业劳动者、自由职业十类，发现不同职业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机关干部在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绪维度得分最高，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在生活满意度上得分最低，商业服务人员的正性情绪得分低，负性情绪得分高。在马亮和谭春平（2013）的调查中将居民的职业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