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与中国探讨《街头文化》史学启示.docVIP

微观史与中国研究《街头文化》的史学启示 　　[摘要]王笛的《街头文化减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以1870年至193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中心，重点研究了经历改革、革命和军阀混战后，发生巨变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人民大众公共生活的变化。首先，作者将研究视角从以往史学家所重视的宏观转向微观；其次，研究过程中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地方志、档案资料的运用，而是运用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口述资料以及视觉资料；最后，作者由以往的写作手法由宏观叙事转向日常取向。该研究为今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关键词]王笛：街头文化；微观史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8-0027-02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后文简称《街头文化》）以1870-193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中心，重点研究了经历改革、革命和军阀混战后，发生巨变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人民大众公共生活的变化，在研究中作者十分关注街头文化的连续性及其与精英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往，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精英活动和精英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忽略了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本书将焦点放在精英和大众、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抗上。《街头文化》的研究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缺失，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一、视角：由宏观到微观 《街头文化》不同于以往的史学研究著作以宏观角度来进行研究，而是用微观史角度集中探讨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1870-1930年，在经历了改良、革命和军阀混战之后，中国城市发生了巨变，包括“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人们公共角色的重塑，民众、精英和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等”，而“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好展示”，并且“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者将考察的空间变为一个个具体的微观世界，如茶馆、戏院、公园等，并对这些公共空间进行了具体刻画。“一市居民半茶客”，可见茶馆在成都人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茶馆是成都社会的缩影，它集商业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为一体，“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来观察在城市剧变时的城市管理、大众文化以及精英与大众 在研究中，作者对成都街头的市民以外的街民即小商小贩、工匠苦力、民间艺人、江湖游民、善男信女、公共妇女、忙人闲民等普通市民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不仅将关注的社会基层由上层精英转变为下层民众，而且修正了以往城市史研究中只对市民阶层研究而忽略普通市民的做法 普通市民是成都街头的主要占据者，由于缺乏官方控制，街头为娱乐、社会交往以及谋生提供了许多机会。普通市民是街头文化的重要创造者。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成都，人们以茶馆作为娱乐活动中心，给大量的民间艺人提供了表演舞台，也给小商小贩提供了交易场所。作者通过对下层民众日常生活、休闲娱乐、谋生活动的勾勒，展示了伴随着下层民众各种活动而形成的卷帙浩繁的街头文化。另外下层民众在街头谋生、娱乐、生活、交流，进行着杂技表演、庙会、游行、节日庆典等活动，都是“地方文化和社会繁荣的表现”，给各种社会阶层和团体的交往提供了机会，并促进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模式的形成 另外，作者回应了微观历史代表人物CG?斯皮瓦克之前的定论，下层人民是没有声音的，在作者的研究中，下层民众是可以讲话的，他们是有声音的。在描绘节日期间妇女参加庆祝活动以及日常生活时，作者通过对竹枝词、插图的运用形象地展现了妇女一步步的突破性别界限。如“为游百病走四遭，约束簪群总取牢。偏有风鞋端瘦极，不扶也上女墙高。”“妇女丁男齐结束，药王庙里烧拜香。”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在城市剧变时，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讲，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 二、资料：由史学资料到文学资料 傅斯年先生说，历史就是史料学。扎实的史料是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作者可谓是遵循了傅斯年先生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首先，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大量的档案、游记、日记、报刊，作者指出地方志以及文史资料基本上都代表了官方和正统的观点，其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此作者在研究中大量的运用了像《成都新闻》、《省城新闻》、游记、日记等对下层普通民众进行生动描写的资料 其次，还运用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如《成都竹枝词》、《李劫人选集》，以及巴金的小说《家》。作者认为，文学资料的运用并非历史研究的禁区，关键在于运用得恰到好处，诗歌和小说中不乏对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中商业、娱乐、交往等活动的描写。“卓女家临锦江滨，酒旗斜挂树头新。当炉不独烧美春，便及寒浆也醉人。”作者引用竹枝词形象生动地刻画酒馆女老板的声情并茂。诸如“福德祠前影戏开，满街鞭炮响如雷。笑他会首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