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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于历史与旅游之间的蓉城智者 　　人物介绍：谢元鲁，男，汉族，1949年生，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及旅游与城乡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史学会及唐史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及成都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成都市科技顾问团顾问，先后担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民族宗教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谢元鲁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及旅游学研究与教学，目前共出版专著9部，在《中国史研究》《文献》《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文史哲》《唐史论丛》等各类学术刊物及论文集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省市级课题多项，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建设小康社会先进个人贡献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特等奖”“中国图书奖”等国家级奖励及荣誉称号，荣获省市级奖励及荣誉称号10余次 按：2015年9月9日，我们对谢元鲁教授进行了专访，下文为对采访记录进行整理的结果。希望访谈内容能够对年轻读者，尤其是高校青年教师有所启发 成荫（以下简称“成”）：谢老师您好！在学术研究方面，您早年主要关注中国古代史，中年以后主要关注旅游学，在这两个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请问您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没有什么窍门或者说秘诀呢？ 谢元鲁（以下简称“谢”）：好的。这个问题比较大，我这里只谈谈自己从历史学到旅游学领域的转换 历史学和旅游学这两个学科其实相差很大，今天我们一般把旅游学归在管理学学科大类里，而历史学则属于人文学科。不难理解，要跨历史学去对旅游学进行研究，难度不小。我之所以跨这两门学科做一些研究工作，跟当年（注：20世纪90年代初）的形势是有很大关系的 20多年前，也就是90年代初期，我担任四川师大历史系的系主任。当时全国范围内历史学都处于一个比较低谷的时期。记得当时，我们系的老师上一堂课课时费只有5毛钱！现在看来简直无法想象。但那时确实如此。当年为了搞“创收”，我们在攀枝花办了一个班。从成都到攀枝花有千里之遥，可课时费一节课仅有1元钱，然而大家都很愿意去授课。这些现象说明，那时候历史学面临非常严峻的境地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常常思考如何将历史学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如此一来，可以为我们系的教师找到一条提高收入的途径。试想大家经济压力大，乃至于可能为生计担忧，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我注意到，国内旅游业已经开始发展了，未来应该有很好的势头。于是我代表系里向学校教务处提交了举办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申请，结果很快就得到同意的批复。我们于1993年申请，1994年就获得批准，1995年招收首届学生。因为无论是省教育厅，还是学校，都已经意识到历史学这样的传统学科出路比较差，都积极支持我们。不过，当时四川兴办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还没有，全国来讲设有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也不多。我们的做法还不能被所有人理解。我记得申报成功之后，我的一些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老谢，你有一点不务正业噢！”但后来，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慢慢地在一些高校创建起来，再后来，可谓遍地开花 然而，创办之初，面临不少困难，特别是师资问题。一般来讲，为避免“近亲繁殖”，高校的师资应该有广泛的来源，来自外校的师资应该保持较高比例。但当年全国办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很少，其毕业生愿意来成都工作的机率不大，所以师资只能由我们自己的老师来担任。当时缺师资，我也必须承担几门课程。为了作好表率，我承担的课程授课难度比较大。但我算是做事情比较认真的人，不愿敷衍对待，就想把课上好。备课的强度自然很大，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后来上课的效果还不错，尽管是“从书本到书本”。我博士学的是隋唐史，和旅游学可以说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可以想象，从历史学到旅游学是一个极大的转型，付出了不少心血。我通过上课和开展一些研究，逐步进入了旅游学领域中。系里的很多教师也像我一样，尽最大努力实现从历史学到旅游学的学术转型。我们的第一届学生（注：旅游管理本科专业）1999年毕业，其中许多人都发展得不错，说明当年的培养还是比较成功的 当时我已经注意到旅游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巨大差异。旅游学是一门实践性相当强的学科，需要和业界紧密接触；而历史学则不同，说得极端一些，只要在“故纸堆”里多钻一下，多想一下，总会钻出些东西的。过去我个人比较喜欢旅游，也爱进行观察，但作为专业研究者，观察视角应该是不同的。所以我就有意识地对观察视角进行调整。除了观察视角需要调整，如何研究也需要摸索。在我刚开始旅游学研究的时候，国内的旅游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不似历史学那样成熟，可以说还没有形成什么范式，需要自己多思考和尝试。不同研究领域的转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历史学运用逻辑理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