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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伦理视域下乡村社会的现代困境与真诚守望 　　摘要：贾平凹小说《带灯》致力于从农民和乡村干部两类不同群体的生存规则和道德形态的嬗变呈现乡村社会的现实困境，具有强烈的问题冲击意识。作家从中探讨不同类型乡村干部的家国观念，表现了国重于家的正义观与个人利益先行的私利观之间的对立；而农民的家国意识更多掺杂着宗族利益和血亲伦理等复杂因素。贾平凹采用以理想与现实相互照应的对比写法，试图以精英知识分子的伦理启蒙立场建构一种普世伦理精神，以此来解构世态的淡然与现实的困境。与贾平凹以往的乡土书写不同，《带灯》以温情悲伤而又不失乐观的色调勾勒出一丝清新的亮光，对乡村未来寄予真切的希望 关键词：贾平凹；《带灯》；生存伦理；现代困境；家国观念；温情格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108-04 《带灯》是贾平凹继《秦腔》之后又一部书写乡土的长篇小说力作。与以往相关题材创作不同的是，作家把关注对象投向乡村干部这一特殊群体，以他们对上与对下左右为难的生存处境，来影射中国乡村中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生存关系，并以此引发对当前社会中人类道德意识的进步、人性的发展是否受制生存空间的影响与牵制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哲学家弗洛姆曾提出“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的概念，其意义大致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尽管人们在许多具体的方面是不同的，尽管许多人的性格结构并不符合作为一个整体的大众所共有结构的主要模式，然而，各个民族、社会和阶级仍然有一个表明各自特点的性格结构。这种社会性格是把能量引向某一方向的特殊方式，其功能是使人们的行为方式符合特定社会制度的要求。”[1]从贾平凹的《带灯》中能够观视出两类人群，即乡村基层官员和农民在当前社会发展变迁中发生的“社会性格”嬗变。本文试图从伦理与人性视角，来探讨小说《带灯》中展示现代乡村社会发展中人的生存观念与伦理意识的嬗变 一、生存与伦理：乡村社会的现代困境 贾平凹近年来的乡土题材小说创作一直贯穿着关注现代乡村发展与农民生存变化的主调，因此“乡村”与“农民”成为贾平凹文学表现的“关键词”。从《土门》中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吞噬，《高老庄》《秦腔》中乡村社会在迎接现代文明之余，整体呈现日益繁缛复杂的社会形态等等，不难看出，贾平凹对当前乡土问题有着敏锐的先觉意识，对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有着一定的前瞻性思考。与以往的乡土书写不同的是，贾平凹在《带灯》中通过乡村基层干部的视角，审视与思考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困境。学者丁帆阐释《带灯》的批判价值体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底层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对农民社会、对农耕文明进化的一个反思，以及对生态文明的反思。”[2]从思想深度来说，《带灯》给读者带来了由精神价值回归现实生活的揭示：一是两类不同人群的社会性格与生存窘态；二是对人的生存与伦理关系的思考 《带灯》给读者以强烈的问题冲击意识之一是农民的生存伦理陷入了现代“新型”困境。这里的“新型”不单指农民的基本物质追求，更多是指现代农民生存状态下的道德意识和精神形态。小说开篇一言道出了当前社会中人的生存整体形态，“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地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3]3显然，这是对经济化时代背景下人们谋求生存导向的最真实概括，物质化趋向必然带来精神诉求的困境。《带灯》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偏远乡村樱镇，在现代社会转型中产生了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引导小说发展的主线是乡村上访问题，基层干部不断地遭遇农民上访的困扰。《带灯》中存在相对的两类群体：一边是涌流不断的上访民众，具有农民性格的执拗与行为的畸态化，另一边是基层乡村干部对待上访事件的胆颤与急迫的制止欲。从这两类人群的对立关系中见出农民生存的艰难与乡村干部工作处境的无奈。这些上访人群中，有的身处困境希望获得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有的因儿子受冤入狱，为翻案而长年上访；有的是因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与政府之间的抗衡；还有的是钻上访体制的空子，善于谋利的不法分子，抓住乡村干部“安事求和”的心理，故意制造声势，以此要挟获取利益。如农民王后生把上访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想方设法四处煽动村民上访，甚至还做起了上访的中介生意，以此受益维生。《带灯》中无论是寻求正当利益的上访，还是非正常化的上访，乡村基层干部对此类行为的态度却表现一致，即以阻止拦截为主，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采取临时妥协来换得暂时的安定，并没有从根本上为民排忧。当综合办主任带灯勇敢上前苦口婆心地劝阻上访农民，镇长和书记却备受惊吓不安，欲求急切地进行打压，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表现出不同类型乡村干部坚守着各自认为明智的生存规则与道德形态，其背后实质隐含着基层关系矛盾非常态的复杂化 《带灯》中乡村农民生存的现代困境，还表现于乡邻间强者对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