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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摘要：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应该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简政放权；政府效能；市场活力；社会创造力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004-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1]简政放权可以说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此前几轮简政放权不断暴露出动力不足的弊端呢？相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长期所依赖的“一元管理结构”与传统管理方式具有制度锁定性和惯性作用，这导致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很难收到真正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也随之相应发生现代转型，这个转型过程便是简政放权持续推进的切入点 一、简政放权的主要目标：政府效能、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不断提升 从治理主体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经历了自治――官治――共治三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领域形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政治系统（政党与政府）、市场系统（包括国企）和社会系统（社会组织与公民），这三个子系统的协同共治是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随着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不断成长，还“利、效、权”于市场与社会，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简政放权的直接目的便是通过对政治系统所占的权力做“减法”，对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所获的权力做“乘法”，以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进而提升政府、市场和社会等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从根本上推进治理现代化 （一）简政放权是提高政府效能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朝着良性方向协调互动。但从总体上看，在监管市场和管理社会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继续将简政放权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着力点。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主要载体，只有通过简政放权，对政府“做减法”，不断削权，才能使其卸下多余包袱，真正提高政府效能。一方面，精简机构和工作人员；另一方面，还权于市场和社会。“简政”为外在表现，“放权”是实质。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只有通过取消和下放权力，政府才能谋全局、抓长远，有效提升自身治理能力，促进全面正确履职，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的迫切需要 经济运作方式至少需要三个要素，即市场平台、市场角色以及交易规则。由此，经济要得到充分发展，合理搭建市场平台是关键，明确而独立的所有权是市场平台最基本的构造。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使政府更好发挥效能呢？从根本上讲，这便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的出发点便是解决政府所承担的组织和信息成本过高、公务员积极性过低等问题。如果交易费用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2]24这恰恰是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逻辑结果。由于当前我国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范围仍没有缩小，这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活动空间，抑制了市场主体内在活力的有效发挥。有效市场竞争的形成需要市场自身运作执行规则机制，从而回归市场经济本质。由此，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政府权力减法换取市场活力“乘法”，一方面可以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激活市场传导机制；另一方面可以优化配置市场资源，促进技术创新进步和人力资本累积，从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三）简政放权是提升社会创造力的必然选择 从政治角度看，简政放权涉及向社会系统放权，这可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度，提升保护个人权利。从经济角度看，政府向社会让权意味着推动政府控制的企业民营化，从而保护私人产权。由于过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范围有限，并缺乏对政府的问责手段；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又缺乏规范管理，这导致很多问题需要依靠政府解决，政府疲于奔命，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却不高。从整体上看，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大包大揽限制了社会组织发育空间和公民参与政治渠道的扩宽；另一方面，规范管理方面配套措施仍不健全，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社会创造力发挥。由此，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对政府权力“做减法”、责任“做加法”，明晰“模糊的权力”，明确“模糊的边界”，交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