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记者《流传学史》札记.docVIP

新华记者《传播学史》札记 　20多年前接触传播学至今，心里始终有个疑问：传播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一方面，老师和教科书告诉我们，传播学是一门经验的、定量的、侧重于效果研究的学问；另一方面，常识告诉我，这样的研究对于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行为只能是表层的、浮浅的甚至片面的。因为人不仅依赖经验，更超越经验；社会关系不仅是简单的“量化”关系，更是复杂的“质化”关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传播，许多情况下是没有目的（起码没有明确目的）、不计效果（起码不计那种直接的、显在的、即刻的效果）的文化行为。于是，我对传播学开始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敬”是由于它与我们的联系是如此的密切，就像水之于鱼、阳光之于植物。杜威就说过：“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施拉姆本人也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譹訛”（施拉姆，1973）“远”是由于“正宗”的传播学从内容到方法似乎已经划定了自己的疆域，使得像我这种缺乏“科学”思维的人不敢也不想接近。 　　传播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这个问题恐怕一时难以形成共识。让我们把问题置换一下：传播学何以成为现在这样一门学问？ 　　无论人类社会有多么源远流长的传播思想，也无论先前有多少学者围绕人类传播作出多少杰出的研究，传播学的创建者都应该非威尔伯·施拉姆莫属。罗杰斯在谈到施拉姆对传播学的贡献时说：“威尔伯·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奠基人。如果他对于这个领域的贡献能够以某种方式取消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传播学这样一个领域了。”施拉姆是政治学学士、美国文明硕士、英国文学博士。这样一个学历背景的人创建传播学似乎纯属偶然。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华盛顿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工作经历，他可能成为一名文学教授或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传播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从欧洲为美国带来了K·勒温、P·F·拉扎斯菲尔德、T·阿多诺等流亡学者；它吸引了像C·I·霍夫兰和H·D·拉斯韦尔那样的美国学者从事传播学研究；它还把那些将要开创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连接成一个密集的网络。”除了战争的机缘外，还有战时的需要成就了传播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联邦政府涉及几种类型的传播研究，其中的每一种都对传播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长时间的影响。在美国陆军中，霍夫兰等人从事军事训练影片的评价工作，由此，说服研究的传播得以发展起来。在国会图书馆中，拉斯韦尔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宣传信息进行了内容分析。在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学院，诺伯特·维纳教授就如何改进防空袭火力的准确性的数学问题———它由五角大楼资助———撰写他的“黄色险境”报告。这项工作导致了控制论，后来涉及通过反馈来对自身进行调节的系统。在纽约的贝尔实验室，克劳德·F·香农开展密码分析，这构成信息论的基础。在统计局，施拉姆帮助罗斯福总统起草对全国的广播讲话，包括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可见，上世纪40年代美国对传播较为集中的研究并无学科发展的必然性，而传播学侧重于效果研究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战时的需要。施拉姆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回到依阿华大学并创立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高校或研究机构把规划小组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延续下去？他坦言自己非常想做这样的事情。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施拉姆为何一方面在他的《传播学概论》中大段引用C·H·库利（一个被美国正统社会学界嘲讽为“坐在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关于传播的定义，另一方面又将拉斯韦尔等四人尊为传播学的奠基人。 　　从传播学引入国内至今，它与新闻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成为讨论或争论的话题。事实上，传播学与新闻学结缘多少也是有些“阴差阳错”。1935~1942年，施拉姆是依阿华大学英语系教写作的助理教授，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工作了15个月后，他再次回到依阿华大学。“从逻辑上说，施拉姆本该更适合于回到依阿华的写作班”，那样的话，传播学就可能出自文学院或其中的英语系。由于想留下施拉姆，校方还向他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行政位置，包括图书馆长，“如果他接受了那个位置，传播学就有可能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了”。施拉姆最终却成为依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罗杰斯对此评论说：“让施拉姆任新闻学院院长，这多少是个奇特的选择，因为他从未做过专职记者。当时，诸如记者或编辑的经历被认为是聘任新闻教授的一个基本要求。施拉姆实质上不是一个新闻学教授，在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他也没有教过写作和编辑技巧方面的课程。”要说传播学的渊源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还有信息科学都可以算得上，但新闻学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早期涉足传播领域的，大多是上述学科背景的学者，而新闻学背景的学者则寥寥无几。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之所以成为问题，多半缘于当年依阿华大学“奇特的选择”。这种“奇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