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从文悖论性宗教写作意识.doc

浅析沈从文的悖论性宗教写作意识 　　摘 要： 沈从文写作中的宗教文化意识是一个含混状态，就好像面团与水的结合，韧性与柔性的相互交杂，使得沈从文的写作不时表现出柔性在外，韧性其中的独特气质。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田园风格、爱情书写和悲剧意识上。统观而言，这一切文化意识就是一个复杂、却激动人心的悖论状态。 关键词： 写作悖论 宗教文化 生命形式 偶然第一次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便不舍得从他所塑造的一个田园世界里走出。那时候以为，沈从文所创造所爱的，便是一种无比淡雅清丽的桃源地界，那里没有纷纷扰扰的人情世故，没有过多不安分的罪恶与成熟，有的是雨后老船工一般消逝的美好，记忆中的白塔，划船到河心的姑娘，以及白鸭成群昂着脖子被赶下了河岸。不过这些都是我在读后所营造的意象，这得归功于沈从文浓墨有致的笔韵，若非此，那也是一般作家所不能达到的功力和境界。在此，鉴于个人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理解基础上，我认为，总体上而言沈从文是向往神性的，但却又无奈现实过于现实，理想过于理想，因此也就造成了他文字中因精神导向所不能通达而出现的哀伤与挽歌气质。悲哀的不是飞翔，而是地上的行走。 无可置疑，写作是体现作者生命观与人生观的，而这些都与其所受的文化影响息息相关，甚至是传统的宗教文化。后者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包括道德，情感，为人处世，甚至是慈善理念。好的宗教是带给人信仰的力量的，在此，我无意多从文学理想和文本分析方面对沈从文先生的写作进行――这些方面，已有很多资深学者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我更多想从宗教文化，特别是中西方宗教文化的融合层面上来反观沈从文先生的写作状态。我想这是迷人的，试想一下，如果当我们多年后再一次从文本角度重返一个作家写作时的精神领域，感受到当初时刻的碰撞，以及思绪在流淌时的高度浓缩，那该是多么得感人和真实。沈从文先生的写作状态中的宗教文化意识，是在中西方共同影响下产生的。这是一个含混状态，就好像面团与水的结合，韧性与柔性的相互交杂，使得沈从文先生的写作不时表现出柔性在外，韧性其中的特色气质。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田园风格、爱情书写和悲剧意义。 一、淡浓相宜的田园风格 首先，沈从文先生的写作中，尤其擅长对田园风格进行浓淡有致的描绘。巧妙的是，与此同时，西方宗教文化也非常强调一个田园美。但与西方宗教所呈现的不同，沈从文着重表现的是淡淡乡愁及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是沈从文的独特所在，他自己也曾强调，他所写的作品，并不仅仅单纯就表现的是一个完美的“乡下”世界。换句话说，这个“乡下”世界不是封闭的，它在某个层面上与现实的理想和残酷都彼此互相交融、互相印射和互相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沈从文是否具有了中国本土作家所一贯持有的现实思考？写作并不仅仅是一件文艺的雕塑工作，这点，沈从文的许多研究者也从他的文本里发现，曾说，沈从文对于“社会现实”总是认识非常清醒的。[1]金介甫则直接研究出沈从文乡土文本中的宗教所在，并认为，那些“带着神性”的人物具有了“泛神的生命力”，也是沈从文对原始生命力在现实生存压力下所选择的命运。[2]这是沈从文写作中对于田园风格的处理与宗教文化里的爱与牺牲不同所在，它往往带有现实关怀，带有着强烈的现实反映色彩。相比较之下，在西方的一些文学作品里，神和人则为具有人格的普遍存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悖论性的矛盾，从而也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宗教意义上的爱和完美。因此，如果西方田园风格作品的代表为那些圆润的伊甸园之神，那么以沈从文文本所代表的中式田园书写，则带有了更多的乡土气息和现实介入。 二、沉浮于水的爱情书写 沈从文对于爱情书写掌握得同样很有特色，它不同西方于宗教文化里普遍的爱，首先就表现在意象使用、情感书写及人物表现上。就西方著名的文学经典《圣经》而言，其在《雅歌》一章里所描写的爱情是具有很大的典范意义的，带有着强烈的欲望性和肉体性。这反映在意象的运用上，则直接体现为“井”“园子”等事物上。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文学里，“井”这一意象的运用，直接形成了“井边叙事”这一特色的形成，它们直接与爱情和婚姻有关。而与之相对立的是，沈从文映衬了《雅歌》里面的优美书写，但运用意象起来却含蓄得多。《雅歌》里的爱情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另外，诗中的女子遇到“良人”时，也会不羞不躁，深情地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其直白和抒情可见一斑。最后，女子还用了一连串的意象来形容自己喜爱的“良人”，把他比作“苹果树”“金子”“香草台”，甚至比作“溪水旁的鸽子眼”，可触可感，非常物质化。这要在沈从文的文本里，我们至多找到的是“虎耳草”、“白鸭”、“绳索”这些相对而言间接得多、自然得多的意象。其次，在人物的展开上，《圣经》往往采取对话式描写，很少有冗长的铺垫，却也是一笔一画见情节。比如《路得记》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