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在国统区影响探析.docVIP

西安事变在国统区的影响分析 　　[摘 要] 《申报》的媒介影响力在国统区屈指可数，西安事变发生后，《申报》进行了跟踪报道。通过报道可以看出，不同立场的各方对西安事变所做出的反应不同；西安事变的发生及解决前后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抗战爆发为节点，国统区的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态度亦迥然相异：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以及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抗战爆发后，西安事变在舆论中成为促进民族统一与团结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申报》；国统区；影响分析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24-04 今年为西安事变发生八十周年，此前学界对事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事件本身的挖掘，对事变的影响分析也是放眼于整个中国，在事变发生对当时民众舆论、交通、居民生活等社会影响维度的研究成果甚少。基于《申报》在国统区的巨大影响力，本文拟探求西安事变在国统区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在抗战前后的转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申报》就在第三版显著位置以大字号刊登题为《西安昨发生重大事变》的新闻，一时间“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迅速传播，《申报》将各界反应报道于报端。首先，国民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当前危急情况，做出调整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人员配置的决议，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1]同一天，孔祥熙发表谈话称，张学良私下里已经致电“本人”，“当负责保卫安全，决不使有一毫之损害”。为避免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混乱，孔祥熙力主维持大局，使各部政务照旧进行，“决不使国家政务，因一时之变，及个人之进退，致蒙影响”。[2]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当局极力维持治安，国民政府发布通令“各国重要地方宣布戒严”。[3] 其次，地方实力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尔反尔，两副面孔。西安事变前，阎锡山私下里对张学良劝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想法表示同情。但事件一出，阎锡山立马转变态度，主张“先援救蒋委长出险”，“遏止事变之扩大”。[4]此外，阎锡山还故作姿态地说：“余生平最大苦痛，除丧父外，即以此为最。”[5]冯玉祥也发表谈话对张学良予以指责，劝他“赎过自新”尽快“奉蒋公回京”，否则“不久必致身败名裂矣”。[6]一直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惊闻事变之发生，决定于22日启程回国，临行前发表谈话，“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 “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7]西安事变发生后，地方实力派为避免殃及自身，纷纷发表声明撇清关系，而汪精卫的回国无疑是给紧张的国共关系雪上加霜 再次，社会团体、知识分子及民众鉴于“家国情怀”对张学良进行谴责。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为何，《申报》有诸多猜测：有报道认为“由于蒋委员长及张学良二人，对于剿共军事上颇不一致”，所以此次事变“系张学良与其匪联合所造成”；有人猜测，此次事变是西北剿匪总部向中央讨要经费所“蓄谋”的结果。[8]还有人认为张学良“误中邪说”，所以劫持长官以“颠覆国民政府”，企图“打倒中国国民党”。[9]一时间，对张学良的谴责与谩骂充斥于报端，“丧心病狂”“犯上作乱”“认贼作父”等词汇比比皆是。尽管如此，在这期间，民众还是主张事件和平解决 第四，少数地方团体自发成立营救组织，欲奔赴前线救蒋介石于水火之中。如南京童子军发起营救蒋委员长的“讨逆服务团”，报名人数多达三千人；南京市民自发成立“救国赴难团”报名参加者十分踊跃，该团通电全国“限张逆即日礼送蒋委员长返京，否则赴难团到达西安后，誓与张逆以死周旋”[10]，并呼吁西安市民一同奋起，营救蒋介石出险；上海县召集壮丁两千五百余人受训，准备营救领袖，12月23日，上海县几个区壮丁百余人“宣誓效忠领袖”，宣读誓词中说“某等誓以至诚拥护领袖，愿以头颅热血献于中央”，“愿在中央统一领导指挥之下，负荷救护领袖出险责任”，宣誓完毕，全场高呼“蒋委员长是我们惟一的领袖”“我们要复兴民族必先要救护委员长出险”等口号。[11]西安成为军队、民兵组织等争相讨伐的目的地，《申报》曾在17日推测曰：现在西安已经成为“世界最危险地点”之一[12]，想来《申报》这样的预测也是有先见之明的 第五，国外方面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日本“竟日开会讨论局势，备见忙碌”，表面上派日本驻华大使以私人名义屡次向中国表示“遗憾”“亲切关怀”，实则探听虚实，为下一步做准备。国外各大报纸纷纷对该事件做了报道，所持立场态度均有不同，哈瓦斯电称此次事变“实乃共产党在远东从事煽动之结果”；《意大利民声报》称“张学良所耗费之金钱与军械”，“必系取给于苏联，自无疑义”[13]；梵蒂冈教廷机关报《罗马观察报》认为此次西安事变的发生“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