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传统手工匠人精神气蕴.docVIP

论《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传统手工匠人的精神气蕴 　　2016年1月7日起在CCTV-9播出的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具有题材独创性与高度观赏性的科教片。本片在侧重纪录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宫廷织绣等领域的稀世文物修复过程和修复大师的工作状态的过程中，也从一个最生活最终生动的视角，表现着中国手工艺匠人的技艺传承模式和传统精神气质 工艺美术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相融合的人类造物过程，它包括了人类从渔猎时代到农业时代的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精神诉求，工艺美术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是它的本质属性，而在工艺美术制作过程中所包含的工匠传统、工匠的智慧与巧思，是它的气质内涵。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正是在展现精美的国宝级工艺作品的同时，在展现着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唐代三彩马，元代木雕佛像、清康熙皇帝60大寿的32扇屏风、乾隆生母的金发塔、《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等稀世珍宝在大师的修复之中一步步重现光彩的同时，更可从中领略中国工匠的精神气质与追求，领略手工制作与机器制作的差异性与相融性。从当代中国的工艺品生产的发展形势来看，大机器工业设计模式已逐渐取得重要的或主体的地位，传统手工艺术已明显处于次要或正在消亡的地步，也就是工艺美术中产业的工艺上升为第一位，而艺术的工艺成为第二位的现状。因此，《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所体现的与机器工业相反的手作式劳动，充分体现着手工劳动的尊严，体现着传统工匠精神的神圣与不可或缺 一、 传统的艺徒式传习模式：继承、遵循加创造 《辞海》“学徒”条云：“学徒，也叫艺徒，或徒弟。”一般指在熟练工人指导下，从生产劳动中学习技术并领取学徒待遇的人（包括部分从事正式工作尚未转正的工人）。旧中国的手工业作坊和商店中，以及中世纪欧洲各国行会，都实行学徒制度。由此可见，艺徒模式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主要授艺途径，被称为“手工学徒制”。这种完全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授艺方法，是在近代职业学校教育出现之前重要习艺方式，也是手工作坊或店铺中师徒共同劳动、徒弟在师傅指导下习得知识或技能的重要传艺过程。在这种高度情境性的学习方式中，师傅“言传身教”将其在实践中积累的操作技艺、规律、经验，通过语言及动作示范教授给徒弟，学徒在真实的工作场所中认真观察师傅的实作，感知与捕捉师傅的经验与技艺，然后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操作，逐渐习得师傅的技能，提高问题求解和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最终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而走向社会独自承担一面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可以看得出来，这种传统的艺徒模式如同严谨的行规一般严格遵循。干百年来，故宫这些文物修复专家都是在传统的艺徒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师傅的师傅”属于“士农工商”中的“工”，这些传统的手艺人一直以手工艺人的身份活跃在各行各业，并以艺徒式的传艺方法将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这种现代的艺徒关系在故宫文物修复团队里呈现出两种模式：一是以传统的收徒方式随师傅学艺的老手艺人，二是在毕业于高校相关专业后又来到故宫按行规拜师学艺的青年学子。如故宫的青铜器修复专家王有亮就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随师学艺，他在66岁的手艺精湛的师傅的严格训厉之下，渐渐掌握了青铜器修复时的调色、做锈等复杂细腻的修复工序，在跟随师傅进行大量的青铜器修复的实践中，细心聪明的王有亮成长为故宫顶级的青铜器修复专家。而一批来自工艺美术专业、戏剧服装专业、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生与故宫的老一代文物修复专家组成了“新一代的师徒关系”，“这种年轻人占据了故宫文物修复的大半”，却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手把手相传的授艺模式。如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和毕业于机械制造专业的亓昊楠组成了现代的师徒关系，培养着故宫钟表修复的第四代传人。在修复大量的世界顶级钟表的过程，他们本着“给后人留下几件精品”的理想，演绎着新型的师徒授艺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新型的师徒关系还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些来自于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打破了传统手工艺行业之间的隔绝与限制，带来了新鲜的设计理念与审美思想，在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方面有着更多新颖的创意，也把许多理论知识融合于传统的经验之中，对创造性修复文物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 精工细作中的工匠精神：信仰、专业与快乐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工匠精神”的理念，同年3月29日，在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提出“弘扬工匠精神，勇攀质量高峰，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的号召。“工匠精神”的内质为质量上追求精益求精、技艺上追求尽善尽美的匠人诚实的工作态度，蕴涵着严谨、耐心、踏实、专注、敬业、创新、拼搏等可贵品质。因此，当中国正在从一个“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时候，专注敬业的工匠精神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提升中华文明的伟大魅力，树立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