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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约1亿人的问题分析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除了就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舌尖安全”外，更提出了涉及3个“约1亿人”的重大课题。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这3个约1亿人的问题，在中央城镇化会议上也提了出来，是有量化要求、实实在在的硬任务，它既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有重要关联，更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着力点，是个大战略。我相信，全社会对此充满期待。一、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化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发展过程，还是城市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向农村普及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了解决的出路。城镇的大门给农民打开了，每年由早期的数十万、数百万到近些年来一千多万农民到城镇来，从事二三产业，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城镇化需要建设更多发达繁荣的城市，农民工的奋斗也使城市发展充满了活力。但过去的城镇化由于对人的重视不够，不少城镇更多的是把农民工当成劳动力来看待，没有把他们当成城镇里的平等一员。本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70%，而城镇人口只增加了48%，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出现分离，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发展越来越大，进城人员越来越多，但真正享受城镇发展成果的人却增加不多。从常住人口看，到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6%，但从户籍人口看，城镇化率只有35%，已经进入城镇的2亿多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应有的待遇。数亿人生产方式已经非农化，生活方式已逐渐城镇化，但身份依然是农民，长期处在非农非城、半农半城的状态，游离于乡村和城镇之间。社会公正、公平等问题面临严峻考验。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造城运动”，不能见物不见人。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发展见物不见人的弊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让农民进城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的过程。从重点角度考虑，从优先序角度考虑，都应当是解决农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那么，如何解决呢？首先，降低城镇准入门槛，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进城是个历史大趋势，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户籍制度在建制镇和小城市要全面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则有序放开，大城市落户条件要合理确定，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须严格控制，帮助有意愿的进城务工人员尽快融入城镇成为市民，真正解决1亿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和待遇问题，使他们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在城镇长期稳定下来。解决1亿人落户，只占届时农民工总量的1/3。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不会停下来，还需要前进，继续解决已有的存量和增量。我们要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为留在农村的农民致富创造条件，同时用城镇化发展的成果反哺农村，改善农民生活。二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和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变市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有很大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这方面涉及不小的财政支出。目前内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包括政府为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在各项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新扩建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财政支出，国内有多种算法，也有多种数据，需要进一步组织力量，专门研究，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以利于决策。那么，市民化成本由谁分担？如何分担？一是中央转移支付要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二是流入地城市要切实负责，需要出资分摊成本。三是农民工服务的企业要贡献力量，承担更大的责任。四是农业转移人口自身也需要适当分担成本。公共服务政府支出大头，社保支出主要由企业和个人分担。多方面共同承担，在较长时间逐年分摊。从我们到地方调研的情况看，在这个问题上，更加需要中央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总体要求。各地也要从大局出发，把这个工作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开好头、起好步。要针对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类别，应采取差异化的转移支付与财政分担体系，以“谁受益，谁承担”来明确主体责任，让“钱跟人走”，形成成本分担的合理机制。二、解决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国际经验表明，能不能破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深入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事关城镇化的成败。圆“住房梦”,实现安居乐业，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重点要解决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问题。过去我们在推进住房市场化、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较重视住房的经济功能,崇尚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太重视住房的社会功能,忽视政府保障的作用,使住房问题越来越受社会各界关注和议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