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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甘宁边区到解放前甘肃老区的扶贫工作回顾 　　摘要：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2015年5月6日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庆阳市召开了甘肃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工作会议，凸显了革命老区扶贫工作的重要性。文章回顾总结从陕甘宁边区到解放前甘肃革命老区的反贫困工作的经验，旨在为当前甘肃革命老区的双联行动和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甘肃;革命老区;扶贫 中图分类号：F04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3 从中央苏区到陕甘边时期，一直有描写干部穿草鞋办公、打灯笼探访贫农的歌谣，[1]这些革命根据地的民谣，反映出了甘肃革命老区农村扶贫工作从从陕甘宁边区时期已经存在的事实 解放前甘肃老区的贫困特点不是少数贫，而是普遍贫，扶贫工作应该是反贫困。当时的反贫困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开发政策，二是反贫困的三项主要措施。[2] 甘肃革命老区要实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十三五”期间各级党委和政府任务非常艰巨。发扬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研究从陕甘宁边区时期到解放前甘肃革命老区的扶贫经验，对于推进革命老区和全省精准扶贫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时期边区时期的农业开发政策 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于1937年，所辖范围最大时包括陕北、陇东、宁夏东南部共32县，其中大部分辖区在陕北。从1937年至1949年，这里是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聚集了包括党政机关、军事人员、青年学生、外地移难民在内的大量人口。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生存，支援战争，巩固革命根据地，边区政府实行了促进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3] （一）以增产为目的奖励开荒政策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增加粮食产量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耕地面积。边区政府规定土地归私人所有， 自己开垦的土地经过登记后就享有土地所有权。为鼓励群众开荒，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移民垦殖暂行办法》（1940年）、《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1943年）等，规定公共荒地谁开垦归谁所有，3年免征公粮;私荒如果地主自己不开，农民可以自由开垦后免3年地租，3年之后按照租佃条例交租，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同时政府对移民、难民垦荒无力购买耕牛、农具和籽种者给予贷款。[4] 陇东解放区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已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纷纷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涌现出了张振财、张清益、孙万福等百余名劳动英雄，华池县、环县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县。八路军三八五旅在荒芜人烟的豹子川、大凤川一带屯垦3.4万亩，修建营房490多间，筑路50多公里，开办卷烟厂、酿酒厂、毛纺厂等10多种工副业生产，成绩卓著，与陕北的南泥湾齐名。抗大七分校在东华池豹子川、平定川开荒6万多亩，产粮160多万公斤。占陕甘宁边区总面积不到三分之一、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庆阳老区，是当时闻名边区的“陇东粮仓”。据记载，仅1939年，环县送交的救国公粮达20多万公斤。1941年，华池县七天征粮15万公斤。1941年、1942年两年，镇原送交公粮多达282万公斤[5]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垦荒增产自救政策，扩大了耕地面积，人地矛盾得到缓解，社会治安有了好转。抗战时期，边区组织机关、部队、学校开发可耕地本身就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通过可耕地的开发，一方面，在粮食供给上逐渐达到了自给，同时为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通过开垦荒地，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一部分贫雇农和移难民通过开荒变为中农，改善了农民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军民自给问题的解决，缓和了一些因生存问题而存在的内部矛盾，消减了一些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边区政府让二流子参加生产，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者，消除了陕北农村社会的一个毒瘤，安定了社会秩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二）活跃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畜牧业政策 陕甘宁边区时期，畜牧业在甘肃革命老区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畜牧业发展，实施了许多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如奖励农户购买牲畜、改进牲畜饲养管理等，规定凡后方机关、学校及地方部队每人（不包括老弱病人）割青干草（晒干的青草）40公斤以交公，多交者给予奖励。群众应根据需要和可能自行拟定计划执行。当时甘肃革命老区农民以养羊为主要家庭副业，养羊最多的农户甚至可达2000头。羊、羊皮和羊毛是边区主要出口货物，这些养羊产业的出口不但活跃了老区经济，还促进了农民增收。养羊需要大量的牧草，为了解决牧草不足的问题，政府鼓励种植苜蓿、修建草园、割晒秋草、挖存草根等。[6] 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地区实施的农业开发政策，增加了耕地面积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