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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两处清代太监庙的历史与建筑 　　摘要：北京作为明清都城，城内外很多寺庙都曾为太监养老地。至清代，养老场所主要有佛寺和道教庙宇，组织方式一般分为加入养老义会和皈依道教或佛教两类。位于皇城内的万寿兴隆寺和位于京郊的立马关帝庙分别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养老场所与组织方式。二座寺庙均始建于明代，清代先后成为太监庙后，寺庙的格局和建筑特征发生相应变化，并出现不同建筑等级形制的杂糅，反映出清末期后建筑等级规制不再被严格遵循的现象 关键词：万寿兴隆寺；立马关帝庙；养老义会，太监庙 太监于寺庙养老由来已久，北京作为明清两朝都城，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明代太监势力极大，捐助兴建或重修了大量佛寺，并多于佛寺养老安葬。至清代早中期，虽然清廷对太监管理更加严厉，但太监借助佛寺养老，安葬于寺院坟地的做法还比较普遍。至清代晚期，太监多投身道教，以白云观为首的道教庙宇成为更普遍的养老场所。从养老方式看，“清代太监组织有二：一是当和尚或当道士；一是加入养老义会。”二者的差异在于是否皈依佛教或道教，以及是否需要交纳会费。今北京所存万寿兴隆寺和立马关帝庙不但代表了清代太监庙两种不同的组织方式，还反映了养老场所由佛寺向道观转移的过程，是研究北京清代太监庙的很好实例 万寿兴隆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39号，东临福佑寺，南有昭显庙。庙内曾有米汉雯撰“兴隆寺重刊碑”。据碑文，此地曾为明兵仗局，后敕建佛堂，奉香火于一方。至清代定鼎以来，废兵仗局，正式辟为寺庙，由僧人主持寺庙焚修等事务。至“顺治年间，大殿倾圮，难以口正。至康熙二十年时，有僧人实资主持募化重修，口金碧焕然。二十八年，有乐善贺登云等倡募增建东西配殿，廊庑其将颓者，修而葺之，其未备者，置而立之。至如殿宇巍峨，幡棹口植，更弘法界鼓胜于前者何多也。”“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敕改为万寿兴隆寺。前殿外额日显灵尘世，殿中额曰摩利支天，中殿额日兴隆寺，又有墨刻心经宝塔一轴，皆圣祖御书。”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因行僧宽素与内监官宦接交，每见老景衰病之秋，其困苦颠连而无所告。今有同志乐善者，愿与行僧结一善缘，就依本寺，建立养老义会，每人各出三十金，交纳常住，以作功德事，用其养老送死之规，自有条约，然入此会须要僧俗一体，彼此相谅，后来者继续乐善不患无人，而此举者自不朽矣。”可见最初设立养老义会时，万寿兴隆寺仍为僧人庙产，太监和僧人人会需缴纳三十金，经费既用于庙内香火又用于养老。养老太监需与僧人同住，但并非皈依。然而由于太监养老需求的增加和僧人对兴隆寺的经营不善，嘉庆十六年（1811年），“总管刘福庆、总管张祥、首领牛进忠，置得万善兴隆寺庙宇一座，内原有养老太监等住宿养老，每人各交钱伍拾伍吊文。因庙内原有香火地，俱系僧人真庆典当，愚等俱行赎回，仍不足用。总管刘福庆陆续置买房间地亩，以为永远香火及养老太监等食用不缺。”从此时起，万寿兴隆寺地产完全由太监所有，成为由太监自我管理和专供太监养老的太监庙 此后，兴隆寺内的信仰开始呈现多元化的状态，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兴隆寺养老义会捐资题名碑”提到太监捐资修补庙内韦驮殿、娘娘殿、海神殿及戏楼等，可见兴隆寺已由单一的佛教信仰过渡到儒释道混杂的状态，实际也是对养老义会初设时“僧俗一体”的延续。至1928年北京寺庙调查时，庙内有“菩萨、关帝、罗汉、真武、火神等神像，俱泥胎。”这种无固定信仰的模式也是万寿兴隆寺与其他佛教或道教太监庙的一个重要区别 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太监入万寿兴隆寺养老需缴纳会费。“凡人会者，须有人介绍。若入庙，尚须品性端正，纳入会费银二十两。三年后，准进庙食宿。死亡有棺，为作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直到清代覆灭，万寿兴隆寺才开始接纳一些未曾缴纳过会费的太监。除入会者所缴纳的会费外，寺内经费主要来源于有地位太监的布施，即各官的总管或首领太监。有的布施钱财物品，有的布施田地房屋，而这些田地房屋的租金也是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此外寺庙还不时通过兴办庙会来获取经费，如“兴隆寺邀请善会碑”记载“同治五年五月初十日、十二日邀请善会恭庆三圣海神圣诞，敬神演戏三台。共进香资钱八千十八吊文、银四十四两。共用香资钱四千六百九十二吊三百八十文。除使下存香资钱三千三百二十五吊六百二十文，银四十四两，交与万寿兴隆寺公中费用。”除此之外，据碑文记载，兴隆寺还办过献花会、马王会等以获取庙内所需经费。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全北京的太监均被移居至兴隆寺，由政府发放生活费等直至所有太监去世 万寿兴隆寺最早关于格局与形制的记录来自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京城全图》（图1），图中寺庙格局与现存格局的北侧相同，东西两进院，南北仅一进院。太监购买后，不断扩建，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已有山门殿、韦驮殿、娘娘殿、大悲坛、海神殿及南侧戏楼，可知建筑群规模布局已基本成型，接近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