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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贫民住区的犯罪问题研究 　　摘 要：城市贫民住区居民是在城市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城市中的贫富群体在社会上拥有的财富，所处的社会地位，所享有的权利以及在生活状况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贫民住区风险指标的角度研究贫困和犯罪之间的关系，指出在贫民住区层面上，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可以通过如贫民住区的组成、社会结构、对抗文化、社会的无秩序状态等贫民住区风险指标进行评估 关键词：城市贫困；犯罪问题；贫民住区；风险指标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2016.26.104 1 引言 自1800年以来，全世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数量已经增长了200倍。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表明，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大，城市中的贫困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31.6%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区。城市中的贫民住区问题是一个世界性、持续性的“话题”。贫民住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及经济问题，比如较高的人口密度、存在大量的离异家庭、非常高的失业率、来自社会的排挤、居住环境脏乱差、卫生或能源的基础设施缺乏等特征。而这些特征也被认为是犯罪和暴力的根源，可以说是城市中潜伏的“定时炸弹” 相关学者对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犯罪或暴力犯罪往往与年轻人的经济困难有关，经济困难还会导致对妇女的暴力；国际层面上的犯罪统计数据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每千人里有80人至130人进行犯罪，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数值要低一些（存在记录机制等方面的原因）；犯罪率的高低与区域之间存在很大的关系，即使在收入相似的国家中。在亚洲国家犯罪率的水平比较低，而在非洲国家的犯罪率水平比较高；对于美国的研究为困苦与犯罪的关系提供了较好的证据。美国的犯罪率在很长的一段上升期之后，于1993年经济衰退结束时有明显下降；当富人与穷人居住得太近时会出现较高的偷盗案件，当然贫困人口在抵御诱惑时表现出的控制力是不同的；穷人与富人相比较，会遭受更多的暴力和小额盗窃犯罪。因此，对于穷人来说，暴力和安全会比居住或者收入重要；良好的社会控制体系会降低贫民住区的犯罪率水平 2 贫民住区风险指标 贫民住区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贫民住区风险指标的角度展开研究。在贫民住区层面上，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可以通过贫民住区风险指标进行评估，比如贫民住区的组成、社会结构、对抗文化、社会的无秩序状态等 贫民住区的组成通常是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构成，多是贫困人口。很多文献表明，高犯罪率水平是与失业、破碎的家庭、辍学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当然并不能说由于这些人多就一定会导致较高的风险，但是，大量的研究成果指出，当某种特定人群的数量增长到一定比例的时候，整个区域的社会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在贫民住区中如果失业人口、离异家庭、辍学儿童等不断增加时，一会导致该地区的犯罪率水平有所提高。将这些高风险的人群集中在一些特定的贫民住区中的公共政策，会导致高风险人群成为了贫民住区的大多数组成部分。如果高风险人群只占贫民住区中的一小部分时，周围的低风险居民能成为高风险人群实施暴力犯罪的防范因子；相反，如果高风险人群组成了贫民住区的大部分成员时，犯罪率会持续增加，进一步导致工作机会的丧失，加剧了该贫民住区的失业率和穷困人口的继续聚集，紧接着又会出现更多的犯罪，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 除了贫民住区的居民组成之外，居民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也能够导致犯罪风险。比如在一个贫民住区内，单个的单亲家庭的儿童不一定会产生很大的犯罪风险，然而这个贫民住区内的单亲家庭比例高达一定程度时，单亲家庭儿童的受控制程度就会削弱，进而导致该贫民住区内的大部分儿童都会处在一个比较高的犯罪风险之中。如果该贫民住区内的男性监护人缺乏时，单亲家庭中男孩子的被管教难度将成倍上升，这就是犯罪群落现象。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无论贫民住区内的居民如何贫困，破碎家庭高度集中地区儿童的暴力波及率要比相对较低地区高三倍 “对抗文化”是由于贫民住区内的居民缺乏对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的参与而出现的。由于贫民住区居民遭到了明显的社会排斥，因此他们也同样排斥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对抗文化”。这种对抗性与包括婚姻、家庭、教育、工作和守法等社会防范指标完全不同。所以，由于失业、排斥、贫困仍在继续，这种与主流社会的对抗的力量就会加强，为了在这种对抗文化中获得“胜利”，他们就会诉诸于犯罪和暴力 “破窗”理论认为，在一个人们或者建筑显得非常混乱的地区，这种无序的视觉信息会诱发更多犯罪。由于大部分人会对犯罪产生恐惧，因此他们会远离这种区域，长此以往，这种衰退地区中暴力犯罪率会持续上升。我国很多城中村的情况就是这样，城中村中人员混杂，往往伴随有“黄、赌、毒”等现象，恶性的治安类事件时有发生，城中村经常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