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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德与才--资治通鉴笔记 　??? 臣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 笔记：司马光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由于“才”胜出“德”的缘故。才的价值是中立的，无所谓善恶，可以用它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所以，要树立“德”的绝对引领和优先地位，用“德”来驾御“才”，这样才是正道。 　　　??? 但这里的问题是：德和才能否分开？一个人能否在有“德”的同时还有“才”？所谓德才兼备是不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根本就不会存在？ 　???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牵涉到我们对“德”和“才”的理解。什么是“才”呢？“才”就是“智”，而中国的“智”总表现在微妙的人际关系中，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表现为对科学的探究。在西方社会中，“德”和“才”用力的方向不一致，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德”和“才”的关系问题。“德”体现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品质和修养，而“智”体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科学精神。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相反，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能在智力方面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这些社会都能容忍，因为西方有维护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制度。西方的宗教精神不相信人是善的，因为他们偷食了禁果，心中已经有了恶的种子。正因为人任何时候都有作恶的动机和冲动，所以西方有着严格的法律，以法律调节人际关系，以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人的行为。所以，西方不弘扬道德，也不鞭笞非道德，只是强调法律的尊严。只要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就无可厚非。你道德品质再差也没有关系，只要别违反法律，也没有人会“千夫所指”的谴责你，因为西方本来就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每个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都值得尊重。　??? 也正因为此，西方人在“人事”方面没有太多的智慧，可以说很单纯，因为法律和制度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只要按规矩去做就可以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人际关系方面浪费过多精神，他们的智力一般都投向了科学和技术领域，而不是人际关系中的左右逢源。尽管西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管理智慧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大多都是让人拥有什么品质，比如勤奋、意志力、执行力等等，而不是让人去掌握人际关系的微妙。因为法律和制度在根本处已经限制了人的“投机取巧”。 　??? 而中国则不是这样了。中国的“德”和“才”表现在同一个地方，即人际关系中。所谓的“德”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才”也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德”是什么？道德和功利目的是互相排斥的，它总是表现为对必然性的超越。或者说，它总是在做在理性看来毫无道理的事情。也正因为此，人才获得了尊严，才比动物崇高。人在作出道德选择的时候，排斥了“成本”和“收益”的算计，而是“当机立断”。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测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看见一个孩子掉到井里，我立刻下去把他救上来，并不是因为我和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好朋友，也不是因为贪图救上这个孩子来会得到好名声，置之不理会得到坏名声。当我作出这种道德选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进行这样的算计和衡量：对我有利就去做，没有利就不去做。邱少云在大火焚烧的时候之所以选择了纹丝不动，不是因为他不怕疼，而是因为他为了一个信念而超越了求生的动物本能。康德说，道德彰显的是人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超越了人的本能，属于人的自由才会彰显。??? 如果说“德”是对功利目的的排斥，那么“才”呢？“才”恰恰是对功利目的的迎合。所谓的“才智”不过是在“得”和“失”、“进”和“退”、“进攻”和“防守”之间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罢了。没有这种算计和衡量，我们不能说它有“智”。诸葛亮有“才”，是因为他总能在与敌人的斡旋中善于衡量和取舍，表现出其足智多谋的一面。张飞没有“才”，是因为他比较冲动，做事情不计后果。　　??? 所以不赞成司马光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德”和“才”是互相排斥的。因为中国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取向，“德”和“才”同时向一个地方用力，所以它们往往纠缠在一起，真假难辨。我们有时候根本分不清一种行为到底是“德”还是“才”。有时候，“德”也是一种“才”，因为所谓的“德”不过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罢了。有时候，“才”也是一种“德”，因为正是因为有“才”，才能打起“德”的幌子。赵襄子为了能上位，用尽心机，我们可以说他有“才”，但不能说他有“德”。他表现出来的“德”，我们实在不知道是真“德”还是假“德”，也许，他内心中根本就不是信奉道德的人，而是装着讲道德，博得民心而已。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才”，而不是“德”。 　　??? 而那些真正有“德”的人呢？因为他们不精于算计，不计较得失，总是表现得那么没有“才”。当智瑶灭门、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