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史研究的另类观点文化变容.ppt

不僅如此，當時那些住在日本人移民村內的朝鮮人，普遍受到其他村落朝鮮人的鄙視與唾棄，他們雖然在日本人腳下做事，其心態是既自大又自卑，深知無奈的同時，又矛盾地抱持著優越感與劣等感。 從巨文島的研究反省臺灣，不難發現，臺灣的歷史發展與定位過程和巨文島有頗多類似之處。依崔仁宅的說法，島嶼文化通常具備兩種特質： 一是島嶼對中心文化及邊緣文化的求心力與遠心力，二是島嶼對異文化的寬容以及對保守文化的回歸。無可否認地，殖民主義所代表的異文化入侵這個歷史事實，直到現在都還持續不斷地影響殖民地與殖民主之間的關係。 解嚴後，臺灣史研究的蓬勃帶動了殖民史研究的風潮，這些研究大多以「殖民統治為惡」的前提出發，論證殖民主義必然帶來的惡果，卻很少從文化變容的角度以及庶民生活的層次去看待日本殖民的事實、經過、結果、以及後續發展。 就研究者而言，從文化變容的角度研究殖民史的意義在於：它提供了筆者去殖民的(decolonization)、主體性重構的可能出路。 眾所周知地，近百年來日本政府對其殖民地之歧視觀的建構是採雙管齊下，換言之，它同時在日本國內及殖民地內進行「對殖民主的美化」以及「對殖民地的醜化」。 日本政府在國內對普通百姓教化皇國思想，同時，又透過各種機制不移餘力地建構一般日本人對於殖民地的歧視觀。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內部，做為殖民主的日本統治者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而且，是站是在讓「殖民地自我矮化」的基礎上去建構。因此，為了超越殖民史研究的困境，也為了超越研究者所處的歷史侷限，從文化變容的思考出發，或許我們可以摸索到「肯定自/他文化的兩全其美之方法」吧。 明治三十年，日本政府頒布《遠洋漁業獎勵補助法》，鼓勵原先只是往來兩國的「通漁民」逐漸改採移住巨文島的政策。到了日俄戰爭(一九○四年~一九○五年)時期，因軍事面的需要，巨文島上開始設置燈塔，日本海軍曾進駐於此，巨文島與日本長崎之間也架設了海底電纜。 除明治政府的鼓勵外，日本的地方自治體、漁業工會、當時朝鮮半島的統治機構「統監府」 (一九○五年依《韓日保護條約》而設)也都對日本漁民的移住採取正面的肯定。 一九○八年，《韓日漁業協定》的締結承認日本在巨文島附近海域的漁業權，更直接促成日本通漁民到巨文島的移住，揭開「定著漁業時代」的來臨。 移住漁村分成「補助型移住漁村」與「自立型移住漁村」兩種，顧名思義，前者的人口組成主要是地方自治體和水產工會補助下移入巨文島的漁民們，後者則更早，是因工作(負責海底電纜鋪設的士族小山光正)或逃難(家鄉遭逢大火的木村忠太郎一家)的關係而移入的日本人。 漁民的移住帶來了當時日本先進的捕漁技術與方法、氣象預測的知識、漁業工會的組織、雇用關係的法律、以及許多和漁業有關的用語。 於是，巨文島內的「日本人村」儼然成形，從一九○八年的三十多人，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前夕已達三七二人，漁業、商業、旅遊等社會機能相繼而生，教育、神社、警察、郵電、遊廓等生活機能也隨之展開。 《日本殖民地與文化變容：韓國．巨文島》一書是日韓雙方(韓人為主)學者從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前後六次的共同調查報告，配合實際的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研究巨文島的自然、民俗、文化、漁業、教育、祭祀、宗教、外來語(日語)、日本人與韓國人的關係等等。 崔仁宅認為從文化變容的觀點出發，巨文島的研究報告有幾個特色。 一是從政經、軍事等統治的觀點，轉移至文化、生活的觀點來研究殖民地。 二從國家層次滑至村落層次、共同體層次、乃至於個人層次來研究殖民地。 三從強調殖民主對殖民地的單向控制或同化，轉為殖民地對殖民主的逆向影響或回應，包括日本人與島民之間的抵抗、屈服、融合、競爭等人際關係。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被視為殖民統治重要機構之一的初等教育體系。日韓正式合併之前，朝鮮半島境內的私學教育既已十分蓬勃，但一九○五年《韓日保護條約》之下所公布的《教育令》，卻開始企圖扼殺私學所揭櫫的啟蒙與救國之性格。 一九一一年朝鮮總督府公布「朝鮮教育令」，在涵養德性與普及日語的雙重目標下，開始透過學校教育培養日本帝國的忠貞臣民。 不久，隨著官學與公學的擴張，總督府開始壓制私學，強迫私學教育或書堂教育中必須配置日語教員，並改私學為公學。 在內鮮一體的號召下，表面上承認日本人與朝鮮人的「共學」，但實際上，朝鮮人很少能到日本人學校就讀，只是加深了日本人與朝鮮人之間既有的差別待遇。 ? 九一八事變後，朝鮮半島成為日本前進中國的基地，在皇民化政策之下，學校中進一步將日語從選修改為必修，更改校名為「國民學校」，大量任用日本人教師及校長等。 除此之外，課程方面多了武道、體操、合同訓練、軍訓課、青年隊、學徒隊等內容，因應戰時之需，學校生活記事裡也特別強調衛生教育的重要。 ? 除了從殖民統治的觀點論及巨文島的教育發展外，呂博東特別指出巨文島島民具有積極進取的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