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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论衡与唐代争奇文学.
三教论衡与唐代争奇文学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从宗教、政治到娱乐看三教讲论的转化来考察三教论衡对唐代争奇文学的促进。以为唐代三教讲论,从严肃的教义论议,到帝王诞节之庆祝活动,在仪式化,宗教性减低,娱乐性增强的情况下,乃有《孔子项?相问书》、《茶酒论》、《燕子赋》等一类相互辩驳、诘难争奇文学的兴起。这种文学更能满足听众喜好谐谑、机锋的需求,而促进了争奇文学的成熟与盛行
关键词:三教论衡;争奇文学;敦煌变文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5-0080-06
一 前 言
佛教传入中国,有关三教问题始终是重要的论题,涉及面也广。而三教论衡既关系到唐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涉及了讲唱文学的演变,特别是敦煌写本《茶酒论》、《燕子赋》、《晏子赋》、《孔子项?相问书》等一类藉问答彼此论争、各逞其能的“争奇文学”的发现,更令人留意到此类文学与唐代三教论衡之流行关系密切。盖以唐代佛教兴盛,十宗并起,宣教活动普遍,讲经、论议频仍,三教并行的宗教政策与氛围下,儒、释、道三教会聚一堂,互相论辩,以阐明教旨,尊己贬人的“三教论衡”则时有所见
顾唐代三教讲论,初期以教义论议为主,属严肃性的学术论辩活动。当作为帝王诞节之庆祝活动,则教义论辩、优劣争胜退居其次,逐渐趋向对帝王的歌功颂德,提高了相互戏谑嘲讽而多具趣味性与娱乐性。在仪式化,宗教性减低,娱乐性增强的趋势下,出现如《孔子项?相问书》以一问一答论辩形式展示了孔子与七岁小儿项?相互论辩、问答诘难的讲唱文学;《晏子赋》以问答形式描写了晏子与梁王之间的相互辩驳;进而更有《茶酒论》、《燕子赋》一类,以拟人化手法采代言体一问一答对话,进行相互辩驳、诘难,最终由第三者出来调停的戏谑、争奇的讲唱文学。无异宣告由论议发展而来的争奇文学的成熟。本文拟从三教讲谈的发展考察其对唐代争奇文学兴盛之促进
二 三教讲谈与论议发展
宗教是文化的一个层面,佛教由印度东传中土,使不同背景的两种文化得以因传播而接触,在接触过程中更因文化、教义、仪式等,与中土固有文化、思想及原有的宗教产生抵触而发生冲突。在诸多碰撞与冲突中,尤其以与中土儒家思想、道教信仰的抵触发生最早,争论最激烈,历时也久。所谓“三教论谈”、“三教论衡”的活动指的便是儒、释、道三教的论争
早期的三教论谈或为儒、释彼此论辩,或为释、道相互争论①,或涉教义②,或涉礼仪③,大都属个别论辩。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普及,历代帝王对佛教的崇奉、宗教态度与政策变迁,官方与民间时有汇聚儒、释、道三教名德进行公开论难的论谈活动,进而逐渐形成制度
据史书所载,早在北周武帝时已出现有召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共同辩论三教先后④,其初重在讲经。到了唐代高祖李渊始创三教讲论之制⑤,相互论难更蔚为一时风尚。当时参加三教讲论的代表儒家为国子博士徐文远、太学博士陆德明,佛教为胜光寺沙门惠乘、普光寺道岳,道教为清虚观道士刘进喜、李仲卿等。太宗时,三教讲论之会持续举行,只是由皇太子约集诸人于弘文馆进行,《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多所记载[1]。如贞观十三年(639)举行的三教讲论,儒家代表为孔颖达,佛教代表为慧净,道教代表为蔡晃。最后定讲论席位,僧尼居道士女冠之后。高宗也常召集讲论,其事多载《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2]。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节,命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异同”[3]更是开帝王生日三教讲论之先河。之后,历代帝王生日多在宫殿召缁黄讲谈,史料多见载于新、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其中,德宗、文宗寿诞日举行三教讲论之盛况,最为历来所论述⑥
三教谈论的论辩,多采一问一答的“论议”形式。按:中国“论议”之法,起源甚早,有以为两汉尊崇儒术论议已具正规仪式⑦。儒家、道家、佛教也多有论议,且各自有其发展。佛教论议起源早且盛,在印度佛典十二部经中便有所谓的“upa-de[s] a”,汉译作“指示,显示,海示,导示;说,正说,说言,说法,宣说,为说,演说,逐分别所说;教,正教教授,教诫;所演,宣布;论议,论义,论议经”等[4]。佛教传入中土,基于宣教,论议尤为发达。南北朝时有关佛教论议已见载诸籍,或作“论义”、“论难”、“问难”。《宋高僧传
既入京,见一法师盛集,讲经化导。康造其筵,近其座,便就所讲义,申问,往返数百言。人咸惊康之便给如此。复戏法师曰:“甘桃不结实,苦李压低枝。”讲者曰:“轮王千个子,巷伯勿孙儿。”盖讥康之无生徒也。[5]
而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6]
同篇又载有支遁讲小品,于法开遣弟子攻难,“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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