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书院与近代中国激变.doc

尊经书院与近代中国的激变 　　七宝阁书院特约刊出 清代后期，一批新兴的省会书院相继创建，其创建的初衷是以经史之学去挽救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事业，实现重振世道人心的目的。创建者着意推古求新，繁荣学术，培养人才，潜移默化之间，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所书院是广州学海堂、杭州诂经精舍、上海龙门书院、江阴南菁书院、武昌经心书院、长沙校经堂、成都尊经书院。在这些新兴省会书院中，只有成都尊经书院僻处西南一隅，远离当时文化教育的发达地区，然而，在其创办的28年间，成材甚众，名人辈出，不仅成为四川地区新旧交割的重要一环，而且折射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轨迹。一些重要的近现代人物，如杨锐、廖平、宋育仁、吴虞、张澜、吴玉章等，都曾在这所书院肄业，同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维新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也有这所书院的师生们组织和参与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尊经书院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动荡的同光政局与尊经书院的创建 历时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战乱，不仅给晚清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开启了一番新世局。在朝廷，辛酉政变打破了统治集团的政治格局，内政外交重新调整，权力利益重新分配。一些与肃顺过从甚密的人物受到政治牵连，被扣上“肃顺奸党”的罪名，仕途中断，返回原籍。其中就包括后来尊经书院的两位著名山长王?]运和伍肇龄。在地方，湘军、淮军的实力派人物受到倚重，独当一面，成为推动经世之学兴起的重要媒介。从地域学术的消长来看，人文鼎盛的江浙一带惨遭兵燹，元气大伤，不少世家望族的后裔流寓内地，为偏远的四川地区注入了一股江浙学术的新风。另一方面，不少川籍将领在战乱中立下军功，他们凭借这些军事、政治上的资本，为川省换来大量的学额。随着学额激增，人才培养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客观上要求创办高水平的学校，扭转士林风气，提升川省的文教质量。这些新的动向为尊经书院的创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兴文县（今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在籍侍郎薛焕代表全省士绅投牒于四川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教育蜀士。薛焕出身蜀中望族，历任苏州知府、江苏巡抚。咸同之际，因在上海组织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和办理通商事务，他与李鸿章交往密切，并结为姻亲，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的两个儿子 薛焕以自己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倡议修建书院，立即得到四川总督和学政的积极响应。他们联名上奏，请建书院，最后得到朝廷许可。书院于光绪元年（1875）春正式落成，院址设在成都文庙西街石犀寺西面。书院最初拟名“受经书院”， 用西汉文翁派遣蜀士张叔等18人至长安受“七经”的典故，表达了创建者意图效法文翁兴学，重振蜀学的愿望。这一愿望也就是张之洞在《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归纳的“绍先哲，起蜀学”六字建院宗旨。不久，因为有人指出受经应该在京师，外省不可用“受经”字样，于是更名为“尊经书院” 尊经书院创建伊始，即向当时一些学术名流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希望他们前来出任山长或主讲。这些名流包括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王?]运等，但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未能成行。在此期间，学政张之洞为尊经书院的创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仅为书院制订学规章程、购置图书、开设书局，还编写了著名的学术入门书籍《书目答问》和《?轩语》。此外，他还慧眼识英才，选拔杨锐、廖平、张祥龄、彭毓嵩、毛瀚丰等青年才俊就读尊经书院，号称“尊经五少年”。张之洞之于尊经书院，虽无山长之名，却有山长之实，而且他以学政的身份入川兴学，被誉为“文翁再世”也不为过 尊经书院实际的首任山长是薛焕，但是，他在山长任上的时间非常短暂。尊经书院建成的当年八月，他就离任赴云南协助亲家李瀚章处理“马嘉理事件”去了。“马嘉理事件”以次年七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告终。按照《烟台条约》的规定，英国人可以开辟印藏交通，这对于川藏地区的边疆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光绪二年（1876）九月，湘军大员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准备经营西藏，应对英、法、俄等列强的侵犯。为此，丁宝桢特地从湖南请来了精通“帝王之学”和“纵横之术”的王?]运为其出谋划策。“强收豪杰作才人”的王?]运自视甚高，不愿屈居幕府，于是丁宝桢重金聘请王?]运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以此作为权宜的安置。王?]运掌教尊经书院长达七年，在他的精心培养下，产生了一大批四川近代史上重量级的人物，使蜀学名声大噪。尊经院生张祥龄论近代蜀学的兴起，认为：“吾蜀学术思想，实启于南皮（张之洞），成于湘潭（王?]运）。” 尊经学术与尊经学人 尊经书院的创建，在理念上以“文翁兴学”为指向，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则模仿诂经精舍、学海堂的章程、制度，在学术倾向上也偏重乾嘉汉学。这种倾向从尊经书院最初向江浙一带的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等人发出邀请就已反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