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困境.doc

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困境 　　摘要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监督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企业信息公开，推进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的不足，以及区域监督效果的不平衡四个方面。研究还发现，来自多个利益方的阻力影响环境信息公开的完整性、及时性，成为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关键障碍，需要尽快建设PRTR制度以实现有效的环境管理。以上观点是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为个案的环保非政府组织研究得出的结论 关键词环保非政府组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 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进行监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章精神的体现，从而形成了“政府一企业一非政府组织”的三元结构监督机制。在“新环保法”实施之前，我国已经于2008年实施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积累了8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以我国唯一一家在全国范围内长期追踪环境信息公开的E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为个案，以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为切入口，探究ENGO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进行舆论监督的困境，为有效地推动“新环保法”的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一、ENGO对政府信息公开监督的不足 （一）面对ENGO的监督地方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进程缓慢 吉林、内蒙、天津、甘肃、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自行监测信息发布滞后，公众难以及时了解重点排污企业现状。青海与山西省环保厅网站上虽已呈现自行监测发布平台，但未实现数据实时更新；重庆、云南等地区监测平台信息发布不全面，“在线监测信息实时公开”项目得分严重偏低。近年来环保政务微博、微信兴起，2015年报告显示，156个地区已开通环保政务微博，但仅36个账户更新环境监管信息；27个账户长期不更新甚至从未更新。对环境影响评价和对验收报告的公示得分偏低，前20名中仅3个城市超过及格线。120个被调查城市PITI平均得分仅44.3分。因此，地方政府不愿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2008年，PITI评价前20名城市中日常超标违规记录公示得分率低于50%的有8个，企业环境行为整体评价得分率低于50%的占14个，里面有8个是0分；至最新数据的2015年，多数城市日常超标违规记录的公开依然不全面，120个城市中该项得分率低于50%的有80个，得分率仅42.5%，仅52个城市公布了“企业信用等级评价”。除湖南、合肥两地公布评价依据外，其余城市仅公布企业名称与颜色等级。此外，排污费、信访投诉案件等关键信息的公开进展缓慢。就排污费而言，多数地区未完整公开排污费征收因子、各污染因子具体排放量和超标排污费征收等情况。根据环保部公布数据，2014年全国共下达环境行政处罚决定83195份，但IPE污染地图收集的企业环境监管记录不及处罚的一半，仅34000多条。很明显，地方政府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系统性和完整性严重不足 （二）面对ENGO依法申请地方政府不愿公开环境信息 《办法》实施一年后，面对IPE研究人员的申请，113个城市中，仅27个城市提供所需名单，不愿公开的地方政府占76%。其中，13%明确拒绝，14%未接通；20%成功发送申请但未回复是否处理，27%成功发送但无相关负责人；2%仅提供统计数据而不提供详细名单，仅24%提供被投诉或受处罚的企业名单。以山东泰安为例，申请人通过传真方式向环保局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环保局第二天回复会积极配合，但此后再无任何进展。次年仍有10%的地方环保部门回复申请人“没有行政处罚”或“没有拒不执行的行政处罚”。至2015年，部分城市依旧未能健全依法申请公开工作制度。29个城市未回复申请，IPE评价小组与其中8个地区环保局沟通后仍未获得有效信息。38个城市该项得分低于及格线，占总数的31.7%。多年来，依法申请公开虽有所进展，但对比欧美，无论在要求或是实践中都存在明显差距 地方环保部门拒绝公开的主要理由是“不属于公开范围”，“商业秘密不便公开”，并且对“公开”行为做出限制。例如，《办法》中已明确规定，政府应主动公开“环境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但部分地方环保部门未将“行政处罚”具体情况列入公开范围，仅公布统计数字；甚至对申请获取的环境信息用途进行限制，例如不得用于公开等，缺乏法律依据。总体来看，政府不愿公开、不敢公开的状况依旧存在 （三）ENGO监督“政府一企业”信息公开效果有限 “政府一企业”在本文是指政府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一种监督与被监督关系。面对ENGO的监督，政府不能有效督促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多年来“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信息”和“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两大关键信息的公开少有进展，始终是得分率较低的项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