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规制悖反效应.doc

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 　　摘要：文化规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时候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弹放大效应。这就是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即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从短期来看，通常很难真正奏效；从长期来看，往往适得其反。纵观苏联的文化规制史，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实际上是对斯大林时代长期“高压”的一种悖反，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维”则是对勃列日涅夫时代长期“维稳”乃至斯大林时代的悬而未决“遗产”的一种悖反 关键词：文化规制；悖反效应；苏联 中图分类号：G15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6）05―0064―08 在文化规制实践中，文化规制者往往自信地认为，通过文化规制，也能够像通过严刑峻法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那样影响甚至控制人的思想。但事实上，文化规制并非万能的，在很多时候其实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弹放大效应。因此，文化规制在很多时候都不容易真正实现预期效果。这就是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即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从短期来看，通常很难真正奏效；从长期来看，往往适得其反。而且，规制越是严苛，反弹力度越大。本文就试图以苏联为例来深入探讨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问题 一、斯大林时代的文化规制 早在1925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诸如“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主义”、“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之类的口号。1934年，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更是明确表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肃清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意味着，苏共正式提出了克服甚至消灭所谓“中间思想形态”的政治任务。在高度政治化的文化体制下，苏共处理文化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将其视为政治问题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因此在处理方法上也就采取了所谓的政治方法，即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强制性手段来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问题。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的目标，苏联一方面极力将自己同外界隔绝起来，以免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污染”；另一方面则通过“思想的国有化”方式进行封闭式宣传和高强度灌输。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化规制同“大清洗”交织在一起，因此这种以“谎言+暴力”为特征的文化规制力度之大在苏联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更为严重的是，“大清洗”的范围显然不仅限于苏共党内，而是涵盖了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具体来说，“遭到镇压的有党的、苏维埃的、经济方面的积极分子，以及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阶层”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主席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Yakow-lev）在调阅几十万宗案卷后指出：“每个案卷涉及的人生前都热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国家，但后来都根据命令或者告密材料不经法庭审理就被枪毙并被抛进地窖和沼泽。”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可能让人锒铛入狱。例如，莫斯科爪哇卷烟厂的工人尼科利斯基（Nikolsky）在1949年给一家报社写了封信。他在信中坦陈了自己对经济形势恶化、工会作用降低和民主未能发扬等问题的不满。尽管他在信中事先就请求原谅：如果写得不正确，那么请指点他走出迷津，因为他不愿因此冒犯或得罪任何人，只是想“吐露些许痛苦的心声”罢了。但他还是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判处劳改营监禁8年 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观点，或者试图辩明自己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立场正确的人，都注定要被调离领导班子，并随即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消灭掉。”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免去意识形态争论的麻烦，直接镇压持不同意见的人，还可以反对可能有敌对意图的人。这就是说，“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实际上消除了进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排除了使得一个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甚至一些实质性问题上表明自己观点的可能性” 事实上，赫鲁晓夫的这一结论并不夸张。因为“同斯大林进行辩论，反驳他的某一建议，等于是自杀，人们只能同意他的意见”。曾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瓦季姆Vadim Bakatin）将这种严酷无情的规则总结为：“要么你照领袖、党和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你就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总的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除了个别年份没有开展大规模斗争而保持相对稳定外，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相当紧张的局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在解决文学、艺术乃至科学问题的时候，几乎全都以“大批判”开始，以行政处分和制裁告终。在这个时期，根本不允许异见存在，每当讨论某领域的问题时，都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