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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戴锦华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诗意风格 　　摘 要：批评风格是文艺批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批评文体受西方严密的逻辑表达与论证形式的影响，不免“千文一面”，戴锦华以其繁复多喻、诗性盎然的批评语言在当代中国批评界独具特色，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戴锦华的文学批评同时涉足女性作家批评、电影史批评和文化研究三个领域，第三世界的、女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是构成其多元立场的基础部分，其中，源于文化资源的左翼知识分子身份和源于生命体验的女性主义立场是其诗意文风的两大源头。诗意文风给予其批评风格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其批评语言更具灵动感与自反性；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文章的晦涩难懂，这两方面构成了戴锦华女性主义批评的张力 关键词：戴锦华 诗意文风 繁复多喻 “无名的一代” 一、前言 18世纪的语言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认为诗性语言是人类进入英雄时代的产物，他借用了埃及传统的人类社会分期说，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会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社会制度和语言。据维科推断，神的时代是语言的原始时代，意义直接与实物相联系，是一种“具有自然意义的语言”，宗教性和神圣性是此期语言的特点；英雄时代的人则都是诗人且都具有诗性智慧（sapienza poetica），以《荷马史诗》作为“诗性语言”（poetic characters）的代表作。“英雄时代的语言使用了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等表达手段……其语言的深层结构就是隐喻”，维科的分析最后指出语言的诗意最终通往的是文化视界 “无法告别的19世纪”这一充满诗意的比喻性表达在戴锦华的批评文本中高频次出现，而且每次出现时的具体所指都有差异。戴锦华一代知识分子无疑是在西方19世纪文化的浸润下成长的，如果说19世纪代表着现代性话语，萦绕其中的是黑格尔和康德的幽灵以及关于现象/本质的讨论，追求语言表达的精确无误和意义的单一确定，那么“告别19世纪”便是“告别批评相对创作的附庸、隶属结构”，告别本质主义立场、告别绝对化的表达方式、告别单一的意义指向，在宣告批评独立性的同时申明知识分子工作的独立品格，戴锦华希望以此加入20世纪“语言学转型”的世界主流。于是，在批评（创作）语言中融入诗意的风格成了戴锦华批评文本中辨识度极高的特色，诗性语言除了指其灵动流畅的语言风格，具体还体现在其对隐喻、象征等修辞的使用，让理性的批评语言更加形象化、立体化，比如，除了“无法告别的19世纪”，还有诸如形容“第四代”电影主题的“断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代电影人的比喻――斜塔（第四代）、断桥（第五代）、雾中风景（第六代），将女性主义困境描绘为“逃脱中的落网”“爱丽丝镜中奇遇”“滔滔不绝的失语”，以及将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资本涌入国内的现象称为“宙斯化身一场金雨”等等。另外，从戴锦华的每一本著述的名字也可体会这份诗意，如“浮出历史地表”“涉渡之舟”“犹在镜中”“昨日之岛”“未名之匙”等，无不渗透其繁复华丽的诗性文风 二、诗意之源 “华丽的字句、密集的意象、比比皆是的硬译西方理论术语”被指认为典型的戴锦华式文风，她充满诗意的批评语言有三个源头。其一，缘于少年时代未竟的诗人梦。1973年，尚在北京121中学就读初中的戴锦华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及影评，如她自己所言：“我曾经梦想自己成为一个诗人，也曾投入了那么多心力去写诗、去读诗，但是我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意识到，所有人在这个年龄之前都是诗人，只有在那以后，才会明白谁是真正的诗人……我把这种遭遇挫败的写诗的强烈愿望转化为一种能量，投入到学术性的写作当中。”所以戴锦华将她的文学批评视为另一种创作，将年少时折翼的诗人梦寄寓其中 其二，缘于对“历史缝隙”间“无名的一代”的自我认同。不知从何时起，“代”的归属成为当代中国身份认同的重要问题，找不到“代”的归属便会因无法建立稳定可靠的叙述基础而“失语”，1959年出生的戴锦华不属于“复出的一代”、也不属于“知青一代”，她属于历史缝隙中的“无名的一代”。然而正因如此，其表达不仅从未自居“历史合法性”叙述而膨胀，而且始终保持非同质化叙述方式及边缘身份的自我认同，戴锦华十分有意识地在其批评中践行这一自我认知，警惕僵化立场，维持自身个别经验的独立性、个别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性别/批评立场，被洪子诚概括为其批评的“不确定性”，这影响了戴锦华的批评语言，因此戴锦华确乎是从“无名的一代”的身份中受益的。诗性的另一面源于戴锦华在边缘立场对全球“60年代”的回溯，她的初衷是回到今日全球化文化景观的源头寻找应对现实的出路，20世纪60年代无疑就是这个源头，“一个乌托邦与实践乌托邦的冲动主导了整个世界的年代”，戴锦华多次以憧憬的口吻提及60年代，一个“以知识对决权力”，一个“保持着对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