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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行政问责法治化构建 　　摘 要 行政问责机制的设置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但行政问责机制必须纳入到我国法治体系之中。目前，行政问责机制运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依然存在着种种问题，我们必须从宏观角度窥探我国行政问责机制的建设情况，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依托一定制度的构建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 行政问责 本土化 自由裁量权 作者简介：卢书琪，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审判员，研究方向：行政法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234 一、行政问责的要素 肇端于 2003 年“非典”的我国行政问责 的制度探讨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行政问责概念上看，行政问责实际上，旨在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执行人上，所以也可以说是行政官员问责制。行政问责机制设立至今，也展现出其特征 ，从行政问责的概念和特征中可以抽象出行政问责的大体具有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主体要素。 实际上该要素所要解决的是哪些主体具有对他人进行行政问责的权利 第二，客体要素。该要素的落脚点是哪些人或者机构应当被问责，从目前来看，主要是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对于被政府授权行使一定行政权利的单位和个人也会因为旅行职务中的过错而被行政问责 第三，内容要素。对于行政问责的内容不仅包括行政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对于那些作为不利的、社会影响差、工作马虎不利的都应当纳入行政问责体系之中去 第四，方式要素。任何制度都须要一定的程序进行保障，行政问责制度也不例外。由于行政问责制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在问责设置上必须要求符合法律规定，必须依法公开，做到公正公平。为了保障行政问责的落实和震慑性 第五，结果性要素。被行政问责的行为根据所达到的程度，大体上可以分为行政处理、行政赔偿、行政处分，严重的要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人性固有的弱点以及权力先天具有的自我夸张性使得权力滥用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和理论难题。诚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在18世纪就揭示出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事实上，自从这一规律被人类发现以来，探求对权力控制和约束之道就成为我们孜孜追求的目标。我国非典时期 的行政问责机制更加凸显了我国应对应急情况的着手力度与权力的监督与限制。行政问责机制的建立，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举措，同时也成为了我国行政机构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必要性 通过法治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控权机制。因此，实现法治是人类治理社会的理想模式，而法治化正是我们向这一宏伟蓝图探索的过程，“法治化是法治理念向法治现实转变的过程，也是人治实践向法治实践过渡转型的过程。” 显然，法治化的努力必将漫长并且充满艰辛。而问责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这一原本发端于西方的舶来品与中国本土资源的融合必将带有鲜明的中国印记。但是我国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发展中却包含很多特殊性，将我国行政官员问责机制沿着法治的轨道进行 实现问责法治化既是我国本土化困境的必然选择。但是不得不承认，法律本身也必然会像其他社会控制机制一样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它“既不能保证由它所建立的这一套机制与设施真正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又不能为这一套机制与设施的启动与维持运转提供必要的动力” ，法律制度本身有着自身不可忽略的运行危机，它需要多个机关、部分、个人等的配合，在一些特定情况之下，法律可能不为人所尊崇，也不为人所认可。但相对于其他制度来看，法律是最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最佳的利益调整机制。所有问责的要素必须来源于法律明确规定。对我国问责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所提出的具体设想和思路，不仅仅是为统一问责立法提供思路和框架依据，更是构成问责法治在我国施行的可行性的充分说明 四、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取得的成效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过程 《行政问责法》尚未颁布，但是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行政问责的依据 （二）问责领域多元化：由单一的事故多发部门转向各个部门 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发展先于理论发展，因此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生命安全、矿难、交通事故等方面，而相应的问责对象多数为卫生部门、质量监督检疫部门、安全监管部门、交通部门和运输管理部门。随着行政问责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问责领域也不断拓宽，将党政组织、公检法部门、企事业单位全部列入问责的视野 （三）问责范围逐步拓展 行政问责制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已开始向民生、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以及官员本人作风问题、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