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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闽粤边国共抗日合作史上一次重要会议
论闽粤边国共抗日合作史上一次重要会议 [摘 要] 中共闽粤边特委根据地按照中央指示,在南方15个根据地中率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国共抗日合作谈判。1937年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高坑乡(即现在平和县国强乡高坑村)侯卿陈氏宗祠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有关决定并发表《为改编红军第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告同胞书》。高坑会议是中共闽粤边抗日合作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促进闽粤边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闽粤边 国共合作 高坑会议
一、闽粤边特委领导下“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同年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指导靖和浦县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再次确定进一步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同年12月25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黄会聪代表特委起草《坚决的为着开展反日的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这“是我们党目前最重要的紧急任务之一”。闽粤边特委在边区首先提出开展下层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组织农民抗日义勇军配合红军作战;领导建立农民抗日自卫军和人民抗日义勇军形成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各县、区纷纷成立抗日义勇军,靖和浦农民抗日自卫军共4000多人,云和诏农民抗日自卫军共3000多人,在边区各地建立了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自卫军,游击区内建立15个中队的抗日义勇军达1000多人,抗日救国会会员达3万多人。为了对人民抗日义勇军实行统一指挥,1936年6月在平和县南胜的邦寮山成立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何俊任总指挥,朱曼平任政治部主任,朱增强任副总指挥[1]P123。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促进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闽粤边特委充分领会中共中央精神,开展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最后“联蒋抗日”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也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二、高坑会议的主要内容
1937年5月,闽粤边特委在大芹山根据地通过“白皮红心”的保长牵线搭桥,在南方15个根据地中率先派出代表与当地国民党驻军第157师开展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后由于特委代理书记何鸣等人被捕,特委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指定张敏为特委代理书记,负责日常工作,另一方面通电157师破坏谈判、捕捉我方的谈判代表,通过中间势力、进步人士对国民党第157师施加压力,对何鸣等人进行全力营救。经过多方努力营救,何鸣等人获释,国共谈判继续进行。6月中旬,闽粤边特委在平和县高坑乡大水坑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决定继续派何鸣、卢叨为代表与国民党第157师谈判;派尹利东去香港向南委汇报情况[2]P64。经过几轮谈判,除了我军驻防地点有分歧外(国民党第157师要求我军开往厦门或海澄石码驻防,我方要求在平和坂仔驻防),其它方面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为统一我党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6月23日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高坑陈氏宗祠召开部队连以上和地方区以上干部参加的闽粤边特委扩大会议,即“高坑会议”
高坑会议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主持,共开了8天(从6月23日到6月30日)[3]。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和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国共合作、部队改编和集中地点以及改编后斗争的方向等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其主要内容有:
(一)在思想上统一党和红军内部达成国共合作的共同认识。认为国共合作是必要的,与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南临委的指示信是一致的
(二)就国共合作的一些具体事宜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其中对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安全的重大问题(部队集中地点)争论最为激烈,经过几番争执后,双方各让一步,最终确定在漳浦县城驻防
(三)讨论红军是否全部改编。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以何鸣、吴金为代表,主张队伍拉出根据地,有利于扩大影响;二是以朱曼平、林路、卢胜为代表,担心敌人搞阴谋,反对离开根据地;三是以张敏为代表,主张部队不要全部拉出去,留一部分精锐部队,以防万一。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红军全部开往漳浦县城[3]
(四)会议期间,与国民党驻军第157师签订“626协议”。6月25日谈判代表何鸣、卢叨从高坑到平和小溪,然后由国民党第157师派车接往漳州继续谈判,6月26日在漳州九龙饭店签订“政治协定”,6月27日返回高坑,何鸣继续参加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后期卢叨陪国民党第157师营长钟天定参观红三团训练[3],7月1日部队开往平和小溪镇接受改编
(五)批评何鸣在谈判中没有完全按照特委的决定和指示进行,没有通过特委批准就轻易答应把红军开往漳浦县城,导致“漳浦事件”发生,造成红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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